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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造反团有的人对于整风表示赞同，但不赞成搞开门整风，他们担心这会给八八团造成攻击造反团的可乘之机。为此，我们召开全团大会，开展辩论，统一思想，最后一致同意我的说法：“革命的整不垮，不革命的整垮活该。”
11月14日，我们以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政治部的名义，印发了整风文件，规定整风的目的是：
1、为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进一步牢固地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我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2、为了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团内部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团结，提高政策与策略水平，增强战斗力；
3、为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实现思想革命化，振奋精神，增强革命自觉性。
整风的方法是：1、开门整风；2、用“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首先向总部开炮，揭露矛盾，解决矛盾；3、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不怕疼、不怕丑，敢想、敢说、敢于亮思想，敢于刺刀见红；4、运动整风两不误。
学习文件：“老三篇”、《十六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红旗》第13、14期社论、《整顿党的作风》以及《毛主席语录》批评与自我批评部分。
整风的步骤分为三步：学习文件；揭露矛盾，召开炮轰总部大会之后，全团大辩论；总结，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
第二次是1967年1月上旬，我们利用年关和斗争的间隙，又在全团搞了一次开门整风，发动大家参与总结。
1月4日，我作了题为《一定要把红色造反团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动员讲话。我在动员讲话中，指出我们造反团当前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政治上的调和主义，搞无原则和平、一团和气。一些总团、分队勤务员，斗志薄弱，有厌战思想；对团内不能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些违反政策的做法，对某些歪风邪气，不敢出面纠正。
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搞极端民主化，总想什么事情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不愿意接受分配的工作，不愿意开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甚至闹独立性。
思想上的个人主义，存在骄、娇、暮、官四气。骄，就是骄傲自满，有的以老造反者自居，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老虎屁股摸不得，名之曰造反派的脾气；娇，就是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怕苦、怕累，不能任劳任怨的工作，甚至发牢骚；暮，就是懒惰，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动脑筋，随班唱影；官，就是一些勤务员，不深入、不搞调查研究，不做思想工作，耍小聪明，处事简单、粗暴。
我们还规定了学习文件：《学习和时局》（一、三部分）；《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十六条》（第六、七条）。
整风进行的第三天，传达学习了中央表彰我们的文件，于是，在1月9日，总部出了两个题，再次发动全体造反团成员开展大辩论：一是中央肯定了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应该怎么办？二是如何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我们的一切工作？
除了各系、造反团总部各组敞开向八八团征求意见并接待他们以外，我自己还于1月7日晚，邀请未退出八八团的部分同志开座谈会，内容是两个：一是共同谈文革的感受，讨论形势；二是征求批评和意见。参加会的有：中文系的曹竹林、范传臣、王淑莲、邱文霞、邵佩荣、王钦玉；生物系的于敬梓、汤淑清、韩桂兰；化学系的王靖忠、阎彩荣、李秀玲、陆荣兰、谢颖、王秀芝、陈秀芝、孙颖、谭英秋，一共18人。这些朋友向我们提出了批评，并没有借此机会攻击我们。说话语气平和、态度诚恳。
在我的笔记本里，我记下了他们的发言，按顺序是6条，归纳起来是三个方面。一是批评我们一些人有骄傲情绪；在政治思想上，毛著学习不够；有的老造反者思想懒惰；总部勤务员突出业务的多；有的人互相争功；对八八团过来的人应该狠触灵魂，但应该区别对待。二是反映情况，告诉我，有的班级，不是造反团整风，而是整团外的人，使团外的人有压力，他们问辅导员谁比谁最积极？如此等等。三是建议，允许没挨批的八八团成员参加造反团有好处；退出八八团的同学应允许其串联；声言要在八八团里抓坏人，常说不好。在我们征集意见中，有的人也向造反团一些成员指出不讲斗争策略，方法简单粗暴等等问题。我们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虚心听取意见，当时不作任何解释。使这些给我们提意见的八八团的同志深受教育，纷纷称赞造反团就是与他们不同，许多人还要求加入造反团。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得的教益，烙印深深。
通过上述措施和政策，加上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开欢迎会，帮助参加造反团的八八团的同志，摆脱八八团的讽刺和打击，等等。对于八八团的骨干退出八八团、加入造反团的，我都亲自接待。我们根据毛主席爱国不分先后的说法，提出“革命不分先后”，对于加入造反团的同志，一视同仁，有的人后来我们还安排他们做了重要工作。因为我这样做了，我同八八团的主要头头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例如中文系八八团骨干徐忠武，要我在回忆录中，一定要为他写上一笔：“我是1966年11月份退出八八团的，造反团用大红纸写了条幅，欢迎我加入造反团，你亲自接待我，态度极为坦诚，表示热烈欢迎我、真诚相信我。使我感到很温暖、亲切，没有不自在感。启用我在造反团宣传部工作，与杨桂宾、牛德林共同主持毛著讲用会等。”
在两次整风中，要求造反团成员主要是对我提意见。团内对我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条是保守，有点右，在斗争中过于强调政策，自称策略派，虽抵制了一些问题，但也束缚了一些人的手脚：另一条是，突出个人，发挥别的领导人的作用不够，什么大会都是由我主持；别的院校造反团叫总团，我们师院叫总部；别的院校造反团叫分团，我们师院叫分队。好像总要与众不同。第三条是美化自己，这主要是指我在起草总结团结大多数的经验中，描写个人有不适之词。这条意见来自我所在班级的一位同学。他说我并不是最坚决的造反派，曾经在7·16之后，在班会上有检讨，对反动的血统论也并没有见我坚决抵制。所有这些意见，极个别的还用大字报批评我，多数是在造反团的全体大会上当着我的面提出来的，充满火药味，也充满阶级情感，对我的一片爱心。这些意见中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只是在一旁静听作记录，不作任何申辩和解释。面对全校差不多占大多数的师生大会，任其发言批评，我的几位老师曾为我捏一把汗，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这样接受批评，既有利于我的思想改造，也有利于我们争取和团结群众，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这些事情回忆起来，至今还是那么令人难忘，教益匪浅，受用终生，是任何教科书无可比拟的。
对于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团结大多数的做法，《解放军报》派记者进行了了解，并且向中央写了长篇通讯。记者在通讯中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由于逐渐掌握了毛主席讲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一正确思想，使造反团的成员开始由300余人，发展到两千多人，而八八团（保守派）则由1300多人，减少到400人。不仅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更重要的是使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学院广大群众中占领了巩固阵地。从而在哈尔滨为左派组织树立了一个先进榜样。
他们在这个工作中遇到大量的矛盾和问题，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都逐个解决了。
哈师院的通讯报到中央，中央十分重视，并以《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第1号的名义，作了转发。中共中央1967年1号文件是这样写的：
各级党委：
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耐心争取不同意见的人，团结大多数，做法是好的。这个材料发给各地红卫兵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参考。
哈师院红色造反团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这是中共中央以文件的形式第一次明确表示对一个群众组织的肯定。我个人虽然付出了努力，但主要是师院全体造反团成员奋斗的结果。
第一、我们造反团的各级领导集体是稳定的。我们总部领导班子，当时叫勤务组，一共10人，每个系出一个人，我们政治系是我和扬桂宾，中文系是李茂喜，历史系是张惠文，数学系是郝晓霞（女），物理系是王凤祥，生物系是于嘉宾，化学系是潘少林，艺术系是金福奎，教师是任万新。还有各个系的分队长，他们分别是：中文系董振山、历史系王秀珍（女）、艺术系刘春兰（女）、政治系魏醒学、数学系陶大方、物理系辛超、化学系张锦龙、生物系迟连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