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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也关系到对中国革命的评价，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价；不仅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命运，而且关系到亿万中国人的命运。历史翻到今天，作为文革统帅的毛泽东和作为对立面的最高头面人物的刘少奇、邓小平都做古了。林彪死了，“四人帮”也一个个离开了人世。作为一个郑重的人，有必要向世人谈谈我们这些过来人是如何过来的，许多事情是怎么看的，特别是我作为黑龙江省的头面人物，更应该直面人生，直面现实，把自己的经历如实地作个交代。应该让世人知道，关于文革还有他们闻所未闻的一面。因此，我写回忆录，鉴于这么四点考虑：
其一，关于文革我自己的经历，必须对我的家人有个交代。特别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经常问及文革的一些情况和我的一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对他们系统讲过。通过回忆录对此做个交代，也算是尽了父道。
其二、我的许多朋友、校友、同志都很关心我，有的还很爱我，希望了解我，听听我的看法、我的理解以及我的不为他们看到和了解的事情。关于文革的事，我要是沉默不语，不少朋友、校友、同志是会骂我的，有的甚至因此抛弃我，而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我的朋友、校友、同志对我的不理解。有的还认为我要是不写点关于文革的资料，是历史的缺憾。在这些朋友、校友、同志中，有的是从一开始就同我一起走过来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们和我荣辱与共；有的或许只是听过我的演讲而投身于运动，以后受到这样那样打击和歧视；还有的只是出于某种同情，或者并没有见过我，希望了解我；有的也许只是在那个年代有过某种说不清的联系，像写《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的梁晓声先生，就在这本作品里，既对我作过不实、不当的描述，却也对我寄予过诚挚的关心和感人的祝福，我应该借用回忆录的形式，告诉这些人们我的风风雨雨和现在，这对他们也许是一种安慰。
其三、关于“清查”，世人只是有所耳闻，并不知详情，我应该公之于众。这对于后人了解清查、评价历史、开辟未来也许是很有益处的。
其四、关于文革及其有关人物、事件的评价，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人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见解。我作为当事人之一，也有历史义务、历史责任表明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当有人信口雌黄的时候，提供一些具体的历史事实，揭示我当时的真、诚、痴、迷和愚，以便供不同人们去判断、分析有关问题，从而对文革及其有关人物做出历史的、公正的评价。我个人的回忆，也许有失偏颇，但所有的当事人从不同的侧面都出来讲话，互为补充，各抒己见，甚至有点争论，搞清一些问题，澄清一些事实。也就是说，通过当事人不同侧面地提供史料，一部文革史才能在史实上有资料可征，道理上言之可信，研读起来令人可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我的这个回忆录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写回忆录，贵在直笔。因为，“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为自己护短的过于浅薄，替自己点缀的也未免能贴金”（拙诗《生日长啸歌》）。我想通过叙述我自己的经历，从一个大学、一个侧面、一个省的角度，来谈谈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展成那么广阔的群众运动，中间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哪些因素促成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我们中国究竟会有什么影响，我们从中究竟应该汲取哪些教训，并由此发表一点个人对未来的设想。还有对毛泽东同志，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也想借此机会表达一下。要完成这个目标，就必须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以翔实的资料来讲情况，说事实，并表明自己的见解，供不同观点、不同经历的人去判断，去概括，去作结论。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多侧面、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极其错综复杂。但是，在一些人们的笔下，常常却是黑暗、单调、枯燥、乏味的，甚至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和设想去叙述和描绘，任意添油加醋，武断地说三道四，凭一面之词，借某点形象，把历史写成了谩骂，写成了群氓痞子运动。我的回忆录将抛弃个人恩怨，舍去个人利害，不存宗派成见，力求站在历史的、民族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从建设民主政治、深化改革、走世界大同之路的角度来述介事实；力求处以公心，以当事人入文，从当事人出来，并尽力写到各个侧面，展示错综复杂、丰富多采的历史画面，如果我的文笔能够做到的话。
写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不仅关系政治、法律，也关系历史、道德、人伦以及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而对于文革的歧义，则使问题更加复杂。这使我想起不知道在什么书上读过的一个哲学家的一段议论：人类的历史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长河，它总是向前要流向大海的。把某一段单独拿出来评价，是永远争论不休的。他又说，人类社会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的，这好像是一场接力赛一样，每一棒都有自己的贡献和骄傲，也有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任何人只能做那个时代允许做的事情。因此，任何人不能也不应该按照他所处的时代，去指责他的前人应该如此这般才行，否则便是大逆不道。还有一位忘记姓名的哲人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人是完美的，不能只顾批评而忽视他的基本倾向、基本特质，不能仅仅抓住他像其他任何正常人一样不免带有的婴儿性的幻想而加以全面否定。我认为这些话语直白而充满哲理，可以放之四海。
我对共产主义事业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当时朝气蓬勃，热烈追随共产党，追随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按照当时共产党的路线，参加了一段悲壮而轰轰烈烈的运动。因此，我竭力把自己放回当时这一现在被人们看来似乎难以置信的历史背景之中。我宁可让人说我固执，做个毛泽东时代的遗老遗少，也决不背弃革命、丧失政治良心和忠诚，做个随风驶舵之人。
至于以后人们对于我的回忆录如何评说，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也是无所谓的。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忠于人民，无论别人如何对待我，我应该是实事求是，说真话，供史料，向人们讲历史。我的回忆，一方面解剖自己，同时也揭一些人的疮疤，说一些不大合时宜的话，这会给某些人带来某些不悦，但却可能提供一些思索，引出一些人的画像。“中国太需要不同意见了。”我的一位哲学老师这样对我说过。
每一个时代的思想见解，总是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支配、制约和影响，但这并不是说，只有领导人的言论才是真理，也不能说只能按照时令来说话、写文章。“须教自我胸中出，不学飘蓬随风摆；博闻勤谨心底阔，妙语即从笔下来。”（拙诗《自励》）这就是我的写作姿态。
演变和发展是社会的特点，也是社会的本质。今天是昨天的延伸和翻新。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有伟大的历史，而有伟大的今天和明天。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我，尊重社会，尊重发展。一个善于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族，将永保青春，充满活力，走向期望的伟大目标。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的人，无不刻上那个社会演变和发展的痕迹。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而开始、发展和演变，以邓小平的全面否定而告终。发动是其势使然，否定亦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在中国重演、改变中国的历史前进方向，终因违背民主建制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搞封建的册封接班人制度、恢复旧的体制而失败。文革那些岁月是备受人们谴责的年代。毛泽东也因此受到无情的批判，有人并想兴师问罪。但是，仅有简单否定和咒骂不行。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怎样才能不再发生？有没有可能再发生？在什么条件下还可能再发生？毛泽东为什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解决问题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没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离人们越来越远，但是，它的线条，它的影响，它的教训，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深远。毛泽东的忠告也越来越凸现其历史的、现实的意义。认真地研究这样一段历史，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也许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是非功过，从来众说纷纭：历史客观，但从来无一段时期没有争议。文革把当时各个方面的中国人都卷进去了，人们以这样那样的理解、姿态参加了那场运动，并且都表示它来的及时和必要。正如一位国人说的真切：在毛泽东以外的中央领导人，像其后这样慷慨陈词、似有冒死地把另一些高论引进当时暴热的青年学生和群众中，以图唤起另一种爱国热忱、建立另一种革命秩序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就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指出的如此之多的丑恶、虚伪现象了。可惜的是，没有。当时“以毛泽东为首”“舆论一律”，他们只是一味地向毛泽东表忠诚、献决心或送检讨书，纵有个别拍案而起的人，也只是批评现象，未能触及本质，只考虑当前，忽视长远；只顾自我，不论国家。当遭到狂风暴雨式的批评之后，马上认输。但是，这些老革命者的反反复复，都被美化、神话了，而当时的青年学生却未见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古人说得好：“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自己做过的事，还得自己说。
邓小平对文革的否定和批判，进而对毛泽东晚年的否定和批判，使我获得了一种解放和自由——重新审视和思考一切，不但对毛泽东，也包括对邓小平；我觉得一切我认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