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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了名义上有地方党委和政府，而实际上只有空架子，没头脑、没主意、没能力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时间进入了完全的无政府状态。
就是在文革斗争的这一重要阶段—1966年12月初，散居社会的复员转业军人，并混杂着某些旧军人、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在内，在几天里组织了名为红旗军、荣复军、战备军（史称“三军”）的组织，于12月5日，约几千人，他们身着黄军装，分别佩带“三军”红袖章，分乘100辆大卡车，组成大车队，驶上街头，高呼口号，声称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老造反，是新时代的革命英雄，谁敢阻挡他们，就把谁砸个稀巴烂。约闹腾到12月8日。一时间，哈尔滨狂风四起，把矛头指向红色造反团。哈尔滨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面临大反复。
面对这股势力，各高校造反团一开始就认为，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必须由省委和省军区向中央报告，立即予以取缔。于是，各造反团密切注视街头的动态，积极向省军区反映情况，并再次派人向周恩来汇报。对于这样一种情势，八八团却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并把它视为自己的救援。当时，在工厂企业，与造反团对立的群众是赤卫队，是由省市一些劳模通过工厂企业党委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和八八团串联在一起。这时，又出来个“三军”，史称“三军一团一队”，形成了对造反团的新包围。但是，这种“三军”，与八八团、赤卫队不同，他们是社会的沉渣，是一支没文化的军队。他们胆大妄为，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其反动性、破坏性，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同八八团、赤卫队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后来越来越嚣张的做法，使八八团感到其来头不对，也不敢同他们多沾边。造反团大专总部派人向周总理汇报，说明了情况。没过多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便通电黑龙江省委和省军区，下令宣布哈尔滨的“三军”是反动组织，必须立即予以取缔并逮捕其头头依法惩办。省委和军区果断采取措施，派出子弟兵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就是这样，“三军”被迅速取缔，哈尔滨造反派再一次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走向新阶段。
在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在11月间，哈尔滨大专院校造反团总部，曾经派过一次由各院校派代表参加的汇报团，向周恩来汇报过哈尔滨的文革情况。周恩来亲切接见了汇报团，并同他们一起照相留念。哈师院造反团派出的代表是潘少林。顺便说，像这样抛头露面的活动，我认为自己应该推出去的，找个借口都推出去了。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八个回合是如何对待经济主义的问题。
1967年1月份，在一些工厂企业刮起一股风：一些工人要求当地党组织给他们涨工资，增加福利和劳保待遇，发放各种补贴、经费、物资，甚至强占公房，等等，有的还煽动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致使一部分工厂停工、铁路中断、公路阻塞，有的港务人员停止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厂企业的党委答应了职工的要求。据当时我们了解，国家铁路部门的个别负责人也同意这样做。于是，这股风越刮越烈，在全国、在哈尔滨，一时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而难以扼制的潮流。他们向党发难，停工停产，上街游行，刷标语，喊口号。面对着这股强大的风潮，应该说，在我们造反团里，一开始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师范学院造反团总务分队个别领导人甚至占了领导人的房子。个别人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大都经历从经济斗争开始，之后才走向政治斗争这样一个历程的。因而认为当前的状况是正常的。但是，造反团里的多数人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为此，我们召开专门的大会，以便统一意志，向社会作出统一的回答。我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总务分队负责人的做法，责令他限期搬出领导人的住房，否则，开除造反团，并保留进一步采取革命措施的权力。我说：
“我们不能赶跑了老爷，把自己变成少爷。刚批了别人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己就忘了本，走起资本主义道路来。”
经过激烈的辩论，特别是总务分队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大家。于是全团对此很快达成了共识。大家认定，这是一股经济主义的歪风，矛头是针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它以经济福利为幌子，向党伸手要钱、要物，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麻痹工人阶级的思想，把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经济主义的行为，并且转移斗争大方向，最后把祸水归结于文化大革命，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因而必然受到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支持，我们造反派应该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这搞的是经济主义，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在哈尔滨，由于这股歪风受到从学校到工人造反派的坚决抵制，其寿命很短，就偃旗息鼓了。但不久就传到农村。面对着这场斗争，八八团的同志们，态度是极其暧昧的。他们因为得知某些方面的领导人曾对此表示过支持，也表态予以支持，因而在后来被工人反戈一击时，便弄得十分被动。
我们从当时的广播得知，在这次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上海闹得最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联合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发表了《紧急通告》，斥责这股经济主义歪风。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了《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和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九个回合是造反派在单位夺权的问题。
到1967年一月，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掀起了向走资派夺权的“一月风暴”。1967年1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说：
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组成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他们联合其他革命组织，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秩序。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
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还用黑体字，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接二连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号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其中，《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一段话，对我们触动最大、印象特别深：
为什么当革命的左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瞄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出第一炮的时候，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为什么当‘工作组’来了以后，革命左派不仅没有翻身，反而更变本加厉地遭到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
为什么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却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甚至武斗流血，多少革命的闯将受打击，遭迫害，被开除，被镇压，直到最近，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反扑，出现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大泛滥？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地教育了广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敢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
我们造反团在学习这个社论时，大家认为它深刻而精辟地总结了文革的教训，字字句句道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还有许多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毛主席、党中央和我们心连心啊！”不少人边读边热泪滚滚，“毛主席万岁！”不禁从心底高呼。
于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部署，我们哈师院红色造反团于1967年1月16日，从上到下，全面夺了哈师院的党政财文大权。但是，我们造反团的各级负责人，当时称为勤务员，并没有想或准备给自己安排什么角色或职务，也没有进驻各个办公室，只是交由具体的一些同志保管好有关文件和图章，保管好有关物资和设备，还是各自肩背黄书包，里面一本《毛主席语录》、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总部开会的地点也仍然是印刷厂的一个办公室。对于中层及一般机关干部，我们区别对象采取保留职务、停止职务和听候处理三种办法，列出清单，加以分别处理。由保留职务的干部，进行一般行政事务处理。
对我们师院造反团来说，此时此刻，更是好事连珠。中共中央1967年1月1日以1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解放军报》记者写的《哈尔滨师范学院造反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是怎样争取团结大多数的？》内部通讯，不但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红色造反团，而且还赞扬了我们哈师院造反团的做法，号召全国造反派学习我们的经验。所以八八团这个时候，对造反团已经完全折服了。但是，哈军工却不是这样。一天，哈军工八八团头头S来到我们学院找我，他表示由哈师院造反团夺学院的权，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支持，也很服气，但军工造反团夺权，就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