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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平平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6月23日，他又说：“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为什么不听工作队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的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地下反革命活动。”
6月27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指示胡克实：“对于假左派要坚决揭露，他们实际上是想夺权。”“凡是混战的地方，还是把假左派、真右派打退，才能向黑帮进攻。”
7月1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他们主持的政治局会上就北京的运动指示说：“秘密团体都不要，地下活动是错误的。”
7月17日，刘少奇说：“不允许老师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7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指示胡克实：“工作组进校后受到欢迎，接着发生撵工作组的情况，原因很多，……也有的别有用心，攻击工作组，反对党的领导。……对工作组不能取消极撤销的办法，而要积极的教育，实在不行的再撤。”
“如何斗争的问题，要准备好了再斗争，高水平高质量的斗争。”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一面，我们再看看毛泽东的一面。
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会见刘少奇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此后，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学校搞调查，支持反工作组。
7月21日，陈伯达派人慰问被关押的蒯大富。
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两下北大，在北大师生辩论会上，明确表示“对于六？一八事件（指北大工作组把学生批判学校领导干部的过火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并且大声疾呼：“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
7月25日，毛泽东在有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做了不少好事”。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逐驱之’。”
7月25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再次到北大，在东操场上，江青指出：工作组前一段以“反干扰”为名，“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实。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再一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消工作组。
7月2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到清华搞调查，支持反工作组，问候蒯大富。当晚，举行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央存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至此完全公开化了。
在哈师院，我们同八八团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我们造反团同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人的对立，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对立。到一月夺权之前，八八团秉承其上面的旨意始终没有放弃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右派”的方针。他们一直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寻找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一点，夸大其词，企图一棍子把我们置于死地。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按照所谓反干扰主张搞下去，全国又是一场抓“反革命”、“右派”的大抓捕；如果这样的话，我不敢想象那时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研讨文革历史必须讲这50天（在哈师院是20余天）。有人讲文革历史宜粗不宜细，不敢说是想回避这一段他自己的是是非非。
因为两个司令部或明或暗的较量，才演成了基层文革运动的反反复复。
由此可见，文革按照以上两种逻辑在发展。让我们再回到哈师院，谈谈我们学院初期的两派斗争。
我们和八八团争雄的第一回合，是如何对待省委的8·16通知。
黑龙江省委于1966年8月16日，根据学生对省委7？18大会的批判，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全省人民展开大讨论、大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个通知的设计者是根据这样一个三段论设计的：
共产党是革命的（大前提）
黑龙江省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提）
所以，黑龙江省委是革命的（结论）
显然，这个通知，藏着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目的，那就是试图通过这一讨论，让人们得出省委是革命的结论，这样，就会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起来否定革命学生运动，否定红卫兵对省委错误的批判，否定进一步揭发省委错误，因而，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达到既捂盖子，又否定红卫兵革命的双重目的。后来，我们得知，这个做法，曾经在南方某省取得成效，黑龙江省委以为是灵丹妙药，便拿了过来，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黑龙江省的学生并没有静观事变，等着工农来围攻自己。而是当通知一发下来，就组织起来予以坚决抵制。我们造反团总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8·16通知是个大阴谋，必然引起群众斗群众，必须彻底揭穿，要求省委立即收回，以免造成黑龙江的混乱。并派人同市总部一起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要求省委收回成命。同时也派出自己的成员，到省委院内接待去省委的工人，做他们的工作。
可是，八八团的同志们，却采取与我们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认为，省委这个举动好得很，要求省委不要收回这个“革命通知”，并且还派人到工厂去做工人工作，要工人们到省委去表态，说省委是革命的。一些工人，在八八团的蛊惑下，跑到省委去以后，见到红色造反团的说明，认为他们这样做，既离开生产岗位，又压制了革命学生运动，违背了《十六条》的规定。于是，纷纷表示，省委这个通知是错误的。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主要看它是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因此，省委是不是革命的，根本用不着讨论，省委只有通过实践，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而是不是革命的。
由于学生和工人的共同努力，省委很快收回了成命。显然，这一回合，使八八团丢了面子。我们对八八团的同志讲，其实，并非我们比你们八八团的人聪明，而是因为八八团要听上面的话、不能独立思考的缘故。所以，我们造反团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革命师生向来不盲从。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提倡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后来八八团的一些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团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没有办好，出师失利，这对我们的士气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人们第一次看到，文革前，省委的话说一不二，可以说是点石成金；如今，在这场新的革命面前，她的话并不足以左右人们的观点。置言之，省委的意见不再起决定作用了。省委的威信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动摇了。人们发现，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不是用形式逻辑可以讨论解决得了的，也不是说，过去是革命的，现在就必定是革命的。文革是一场考验。对省委如此，对一般人更是如此了，以后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这就是说，省委的这个通知，弄巧成拙，不但再一次使省委陷于被动，而且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哈尔滨的广大产业工人群众。应该说，哈尔滨的大企业，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例如三大动力（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厂）、一、二工具厂、量具刃具厂等，是156项工程之一，工人整体素质高，队伍整齐，不容易为小市民干扰，这在当时条件下，使得后来直到一月风暴时的哈尔滨的工人文革运动，比较好地步入毛泽东的轨道，与省委初期的几个部署，连连被击败，使广大工人群众很快倒向造反派一边，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二个回合，是在当时应该把斗争矛头指向什么。
如前所述，在解放后的中国，人们言行的是非标准，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这已经成为铁的定律。按照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及《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在当时，一个群众组织，应该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打横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只有坚持这个大方向，才能团结广大群众，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当时，我们同八八团在这方面争雄又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个方面是斗不斗走资派。揭批走资派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能不能变色，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也不在于国内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的反扑和破坏，而在于执政党的共产党内部的当权派，是不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逻辑是，八八团是党委通过自己的亲信搞起来的，他的头头当然就不能真正起来揭批党内的走资派，这与八八团内广大成员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有矛盾的。应该说，八八团的头头也是拥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但是，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怕揭批走资派，而失去领导支持，丢了生存之地；不揭批走资派，又丢了大方向，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和《十六条》。因此，我们造反团认为，坚持揭批走资派这个大方向，就是瓦解八八团的生存基础，使八八团处于不利地位，把群众争取到我们造反团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