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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当天，在哈尔滨也如节日一般，到处是飘扬的红旗，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和口号声。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于下午，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先后接见了一个个大专学校红色造反团，并发表了千篇一律的讲话。我们哈师院造反团全体成员，由我领队从和兴路一直步行到北方大厦门前的广场。
我和潘复生在这里第一次见面。我们互相紧紧地握手，潘复生说：向革命小将学习！我连忙说，向革命领导干部学习！之后，潘复生对我们发表了即兴讲话。他说：
“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盛大节日。在这里，我代表黑龙江省委，向革命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红卫兵学习！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了你们。我要向你们检讨，向你们赔礼道歉。”
最后，他兴奋地领着我们山呼毛主席万岁。
就这样几句话，使好多红卫兵掉了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里面有不少人在高压下也没有落过泪，但此时他们却抑制不住激情，泪流满面。他们感到，他们的革命行动，终于得到了从毛主席到省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因而激动地流出了热泪。他们觉得，省委第一书记平时是见不到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亲自接见群众之后，他们才放下架子，同一般学生见面。同时，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态度诚恳，检讨了错误。听起来使人感到言语由衷、亲切，表现了共产党的干部知错即改的广阔胸怀和气慨。这样，潘复生不多的几句话，他虽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得到了我们全体红卫兵的谅解，我们报以热烈而长时间的鼓掌，似乎7？16之后所产生的一切抱怨可以从此一笔勾销。红卫兵们喜不自胜，兴奋得很；人们同样也看到此时的潘复生也是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
这一天下午，潘复生人不歇地一连接待了在哈的14所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以及其他中学生，可是他洋洋自得，倦意全无。
此后，我们哈师院造反团一直支持这位第一书记，只是当他对我们翻脸时，我们才对他改变了态度。
就在这一天，我们哈尔滨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哈师院红色造反团，队部改为总部。就在这一天，哈师院艺术系的鲁华老师为我们设计并赶制了红卫兵袖章，以后并成为全市的规范：
毛泽东思想
红卫兵
红色造反团第 号
当时哈尔滨14高校造反派成立的红卫兵组织，都称为红色造反团，在此之后，经过串联，又成立了有14所哈尔滨高校造反团参加的哈尔滨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者总部。由各校派出自己的成员，组成总部办公会议；开始是哈军工的一名高干子弟当头，在中央关于干部子弟退出群众组织的指示之后，工大陈造反（原名陈轮鲧，文革时改名）任负责人、到一月份，又换黑大的张连科负责。哈师院派出甄裴秀，作为常务成员。办公机关开始在北方大厦，后来迁至黑龙江省委党校靠近清滨路的教学楼一楼。
毛泽东亲自出面接见百万红卫兵，改变了红卫兵受压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但是，斗争正未有穷期。
这时候压制我们的，表面上不是基层各级党组织，因为基层各级党组织都瘫痪了，而是原来这些基层党组织的个别领导成员扶植起来的群众组织。在哈师院，当时我们称其为保守派、保皇派的，叫做八八团。他们是我们红卫兵成立组织并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后，于8月14日，由院党委通过院武装部部长王某，在中文系党总支召开的部分党员会议上，串联学生总会主席范传臣成立起来的。他在这次会议上对这位学生干部说：“你们应该赶紧成立一个组织。”
这位学生干部说：“应该成立，同学有这个要求。”
王部长说：“这个组织应该叫做‘八？一一战斗团’，以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当时有人提出，中共中央8月8日公布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应该叫“八八战斗团”。王部长说：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是包括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中的，还是叫八？一一战斗团好。接着，这位部长又问及各系由谁担任领导的问题，其人选是否可靠，等等。之后，王部长又为这个组织确定了战歌，并嘱咐写公告要通知他。
8月18日，中文系的这位学生总会主席，用学生总会的名义，召开了排除参加红卫兵和支持红卫兵的学生总会干部的总会干部会议，研究成立八八团的问题。会上，大家七咀八舌地说：赶快成立一个组织吧！不然，人都跑到红卫兵那边去了。在讨论组织名称时，争论很激烈，最后，还是按王部长的意见，把名字定作“八？一一战斗团”。并于当天利用开全院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之机，在大会上，由他们的头头宣读了成立“八？一一战斗团”的倡议书。因为是全校大会，庆祝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所以我们红卫兵战斗队也参加了，并且坐在各个班级的位置上。这是我们造反团成立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院党委召开的大会。
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造反团成立时，我们自发串联，是为了对付党委的高压自己管理自己而成立的群众组织。八八团却得到学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如此厚爱。这就是说，党委主要领导人公开支持八八团，把八八团看作自己的心腹，并封他们为“左派”。他们对下面的干部说，对群众组织不要过早表态，但他们自己却按奈不住他们对八八团的亲热感，而同他们坐在一个组织里。由于党委这样做，许多人由于并不了解他们的来意，也在会上支持了他们。从当时的情势看，他们具有对我们的压倒的优势。一些加入八？一一团的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仗持他们的组织得到党委的支持，难以抑制其得到革命“左派”桂冠的喜悦，指着造反团成员的背脊轻声地啐道：右派，不要得意忘形。
显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度里，得到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的支持，便是合法的，革命的。造反初期，人们对地方党委还是恭敬的。各种群众组织都强烈要求当地党组织承认其革命性。这就是在文革初期出现的看起来是矛盾对立的现象，这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八？一一团成立的当天晚上，就派人去找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潘复生对他们说：“你们学院已经成立了红卫兵。有一个组织，就不要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他们中有人听到潘复生的意见之后，产生了动摇，不同意再成立第二个组织了，并且退出了八？一一战斗团。但是，当时中文系学生、院学生总会主席的范某，还是坚持必须成立。于是，他们又回头去找院党委书记和院党委常委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等人，意料之中，院党委的这两位领导人，对他们表示全力支持。这使他们喜出望外。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于8月8日发布《十六条》，八？一一战斗团后来还是改名为八八战斗团。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战斗团。在哈尔滨，哈军工的八八团也是这个时期成立的。鉴于哈军工的影响，哈军工八八团做了全市八八团的首领。
文革中群众中的两派，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反映，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同刘少奇矛盾的反映。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革命造反派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一些基层党委的某些领导人支持另一些人成立保他们的另一派组织，这些组织也是党委一些人得到刘少奇、邓小平或其代言人的指示而搞起来的，进而得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来源于他们对当前国内形势及其政纲的看法。这一点许多人讳而不谈，我将在最后一章详细予以评述。对于文化大革命从一般意义上讲，刘少奇、邓小平也都是同意的，并且因此抛出了一批“黑帮”，只是在革命烈火烧到他们身边，他们感到其地位不保时，似乎才猛然醒悟。于是，动用职权，采取措施。
脚位相反，视点对立。对于当时文革初期的形势，刘少奇作出同毛泽东完全相反的估计。这和他抓右派以及当时在社教时对待农村基层的状况的看法似乎一脉相承。1964年8月18日，刘少奇在北京一次关于社教的报告会上说：“敌人和基层干部混在一起，斗争很激烈，你们下去，不要就斗倒犯错误的干部和四类分子，一开始优势在他们方面，因他们有组织、有准备，并且有一套对待工作组的办法”，又说，“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的，他们还赶我，你们去会不赶吗？”甚至说，“现在阶级敌人变得聪明了，他们很会搞秘密工作，合法斗争比我们还会搞。”对于当时的文革，刘少奇也作如是观，又一次炮制了工作组，并且向毛泽东提出建议。
6月9日，刘少奇对胡克实说：“学校干部、教员要分类排队。”
6月11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下达指示：“在北京以二个月左右来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派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
6月20日，刘少奇对其女儿平平（当时在北京师大附中）说：“现在你们是两个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指批工作组）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指刘少奇同时邀请的学校工作组组长）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现在人家向你进攻，人家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先打好这一仗。”
6月21日，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平平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6月23日，他又说：“两方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