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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许多老干部把我捧为革命闯将，我觉得我远不如我们学院和哈军工的许多同志，他们才是我心目中的革命闯将，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只不过是个跟着起来的造反派。
7？16之后，我睡不好，也做过恶梦，反复“选择”：或就这样保持沉默，从此消沉下去，但又不甘心、不服气、不服输；或委曲求全，去检讨自己，找领导诉说我的年轻涉世能力差，从此一心搞学问去，但又想不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我不能说谎、也不能违心地说假话；造反未必成功，也决不是一条平坦大道，而是充满谴责、仇视和打击，甚至从此永世不得翻身。但是，我的心中激愤不息，怒火万丈。我的革命良心提醒我，我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召唤我，与其不明不白地“死”去，或投降下跪，不如英雄般站立和战斗，不管征途如何艰难，应该像革命前辈那样挺进，去争取最后的解放。
自从我加入造反派以后，我就深深地被卷入中国国内政治大斗争的旋涡中去了，并最终同毛泽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对于受压迫的人说来，无论发生在什么地方，一旦觉醒之后，要反抗，要自由，要解放的冲劲，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是中外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条真理。为什么文革中冲出来一批不怕死的青年，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支持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战斗而生；人们同情弱者，支持反抗。其道理就在这里。这是很多人没有也是不敢说明的。在某些人的笔下，文革中的青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被毛泽东煽动起来的。事情绝非如此简单。
第二章 旌悬院校
推动我是很困难的，叫我停下来也不容易。
——［法］让？雅克？卢梭
不是根据观念来确定国家的性质，而应该就国家的实际去了解它。
——［英］哈罗德？J？拉斯基
事物的演变总有一种逻辑。看似混乱不堪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总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规律，进而规定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逻辑；我在文革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种逻辑，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呈现出逻辑性、过程性及其自身特点。
哈军工的文革积极分子，在八月初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并打着大书“造反有理”的红旗，到各大专院校去煽风点火，各个院校的文革造反派，也在积极地串联，在这种情势下，不少院校也相继成立了红色造反团，在哈尔滨第一次掀起了红色风暴。但是，哈师院并未因此一触即发，还躁动于母腹之中。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8月6日到哈师院，遭到了在院党委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围攻。围攻的人们根本反对毛泽东三十年代“造反有理”这句名言。他们说：“造反有理是反动口号”，“单提这四个字没有阶级性”，“这是毛主席在白色恐怖时期提出来的，现在过时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你们造谁的反？”有的人甚至还在“造反有理”的横幅旁边贴上了“人民江山坐得牢，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的白纸字条。人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毁他们的旗，分割他们的队伍，实行分片包围，一个个堡垒清剿式的围攻。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从哪里进来，还从哪里滚出去！总之，绞尽脑汁，穷其能事，百般刁难，杀气腾腾。他们大讲三段论：
造共产党的反就是反革命（大前题）
共产党的地方党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题）
所以，造共产党省委、学校党委的反就是反革命（结论）
哈军工造反团两次到师院点火，两次遭到围攻。表面看，师院还是那么平静，园内绿树摇着轻风，鸟儿在空中安详而自在地飞翔，不时还发出一声清脆的叫声，但就是很难见到面带春风的师生。然而，哈军工播下的火种在悄悄燃烧，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影响也正在起着作用；他们的做法对我们的鼓舞极大，激励极大。对我来说，这个反是造定了。但是，我盼望着有人领着我们干。
哈师院内正在蕴酿着一场大的搏斗，目前是可怕的平静。不过还没有人揭竿而起。
社会运动常常是这样的：当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人们的心潮首先激起一片狂澜。此时此刻，人们由前20来天的大反复，面对目前的纷争，感到呼吸急促，热血奔涌，思绪翻滚，巨大的热浪在胸中撞击。人们在脑海论辩：师生们起来揭发党委问题，明明是毛主席亲自发号召，中央有《五？一六通知》，中央报刊、中央电台成天连篇累牍地发文章、播讲话，基层党组织层层作动员，群众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东风浩荡，希望在前。7·16之后，忽然西风大起，广大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言之有据，论之有理，一夜之间竟然成了“混水摸鱼”的“反革命”、“右派”，这在公理、逻辑上，实在说不通；如今对此造反，确实有理，应该支持。但是，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口口声声要造共产党省委的反、要造院党委的反，这怎么让人心理承受得了。然而，听说目前全国都是如此。要么参加造反，要么站在党委、工作组一边，中间的道路似乎难以为继。可又说拥护共产党、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反怎么造呵？
这取舍、抉择如此扣人心弦：它紧紧地同人们的人生观、政治观、社会观相撞，与人们的家庭出身、个人阅历、知识和认识难分，和人们的安危、前途及政治良心紧扣，跟人们的国家意识、社会责任、道义感密不可分，因运动中的际遇而难于割裂。史无前例，无可借鉴，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它是那样触及灵魂，令人寝食不安。人们感到，群众中的裂缝在急剧地扩大，不久就会形成难以弥合的鸿沟。然而，游移的时间不多了。
“我怎么办？”在当时政治挂帅、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关乎个人前途与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果断地作出明确地回答。
说心里话，哈军工造反团到哈师院来，正义在握，威武雄壮，颇有点大无畏，却又像大老粗进了学府门，一路的粗话，显得相当粗俗。他们高呼：“钢气节，英雄胆；撒热血，捍江山。”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高唱“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这些话，壮怀激烈，豪气冲天，可又多少带着粗俗，或有一些流氓的习气，形而上学，绝对化；还有，他们一边又走又跳，一边又喊又唱，既不是文艺表演，又不是文明讲演，更使一些人感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令人不可理解，一时难以接受。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十五年的高等师范学府，这些文质彬彬的老师和学生哪能见过这样的世面。那些有这样那样政治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或在整风、反右派运动中受过伤的人，更是躲得远远的，害怕遭了连带，抖落不清。但是他们也有一种新鲜感、庆幸感，趴在门缝里观察，或暗自打听，这突如其来的巨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我的初始印象也是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认为他们胆壮、豪气，敢于喊出自己的心声；另一方面，又觉得未免有些俗气、偏激，有些口号片面性很大，不能服众，让人感到害怕，是非界限模糊。可转而又想，目前这种万马齐喑、一片白色恐怖的局面，没有他们这股子冲劲，求全责备，是万万不可能打破的。毛主席也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处处周周到到，人人全全面面，什么毛病也没有；毛主席还说，看待革命运动一定要看主流、看大方向。是啊，只有他们如此大呼大叫，才能使那些逆文革潮流而动的领导人看到：天底下原来还有那么一些不怕压、不怕死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检点儿。于是，我盼着哈师院也有这么一些人，来打破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1966年七月至下旬，白色恐怖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到了八月，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当时的我们，是在极度欢愉、兴奋、激励之中度过的。不过，回忆的思绪，还得从北京说起。
如前所述，文革进入各个单位之后，特别是北京，连中学生也深深地卷了进去。这是因为北京有极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其卷入之广度和深度都在全国之首。
历史线团的初端是，针对工作组组织人压制给学校党组织和工作组贴大字报的人的做法，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早在1966年5月29日就秘密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他们影响下，6月初，北京许多中学，如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等也相继成立了诸如“红卫兵”、“红旗”、“东风”、“卫东”等秘密学生造反组织。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他们庄严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愿意洒尽最后一滴血。”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工作组，大呼工作组镇压群众、镇压革命；他们越是这样，工作组越是压得厉害，令他们窒息。于是，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便掀起了撵工作组的运动。
6月20日前后，北京各校的反工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