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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期间，整个师院各个教学大楼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而以礼堂门前的大字报最大最长，也最引人注目，影响最大。我当时，除了在系里到各班级做串联发动工作以外，还和我们班级组织一些同学专门抄写有关学院领导的大字报，然后由我和晋长厚、魏醒学等几个人加以综合整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种带有汇总整理的大字报，更有一种特殊的功力和效用。此外，我们还写些评论，也具有煽动、导向的特点。
哈师院当时有九个系、三个直属共同课教研室，即中文、政教、历史、艺术、音乐、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九个系，体育、外语、教育三个共同课教研室。这些单位都先后起来用大字报揭发学院党委几个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不外乎上述几大方面。其中，《一分钱书记》最使学院领导人恼火。它揭发说：保姆一次买报纸回来对帐，书记问她，少了一分钱不对数（后来查无此事）。这就使学校领导人很被动。哈师院，在当时是省里的重点大学，杜若牧是一位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资深老干部。到了7月初，要求省委撤他的职、罢他的官，呼声强烈，使学院党委开不起来会，或者勉强开起会来，内部也有起义的，意见统一不起来，学校的各项工作陷入无政府状态。整个学院到处是揭批党委的大字报，到处是声讨党委领导的人们。
哈师院是这样，全国各高校也是这样。应该说，哈师院以及哈尔滨的情况要比北京的情况好得多。在北京，清华、北大等大专学校以及一些中学，不但大字报炮火连天，而且还有各种形式的批斗会。这个时候的哈尔滨，虽然各高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却还只是口诛笔伐，很少见有开会面对面的揭批。
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慌了手脚，认为这样乱下去，就要出轨了。于是，他们在毛泽东不在北京并在不通过毛泽东会商的情况下，急忙批准北京市委的报告，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仿效57年的做法，把那些在文革中积极给党委领导揭发问题的人，说成“混水摸鱼”，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一时间，北京各高校抓反革命打右派成风。在北京学校里，揭批党委的大字报被揭批“反革命”、“右派”的大字报所覆盖，揭批黑帮的批斗会被揭批师生中的“反革命”、“右派”的批斗会所代替。高校党委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又恢复了“领导”，学校又恢复了“平静”。当然，也有像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服打击，进行了长期的绝食斗争，以至于后来扬名天下。
过了半个月，全国各省纷纷效仿，各省省委包括黑龙江省委在内，也向本省各高校派出工作组，撒开大网扑向各高校。
1966年7月16日，以陶源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哈师院的当天，即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院党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李群主持，陶源作报告。陶源先抽象地高度肯定哈师院前段文革成绩，然后话峰一转：现在有人要关共产党的门，开国民党的门，有的人把矛头指向院党委，要共产党的书记下台。他们打错了算盘。现在我代表中共黑龙江省委郑重宣布：哈师院还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要把那些“混水摸鱼”的右派、反革命揪出来示众。只有把这些人揭露出来，将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排除干扰，使哈师院的文革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陶源的报告处心积虑，字斟句酌，煞有介事，含沙射影，词锋凌厉，咄咄逼人，通过他的嘴说出来，字字句句闪着剑与火，变成激烈的排炮，射向前一段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人们屏住呼吸，整个会场只听见喇叭筒发出的陶源讲话声，显出从未有过的寂静，听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室内的空气仿佛停止了流动，令人窒息。这是我生平从所未见的情景。大会一结束，广大师生就十分震惊地发现，礼堂大门口，悬挂着从房顶到地面的大幅大字报，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牛德林是个漏网大右派！旁边配以牛德林的牛头蛇身巨幅漫画。殊不知，这是在头一两天，党委找了各系他们自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草拟好大字报，并经党委通过，于头天晚上，挑灯夜战赶写出来的。造画者是牛德林教的生物系学生，有绘画天才，在学院颇有点名气，他根据党委授意，花了一个不眠之夜作成。牛德林长脸型，隆耸的鼻梁，因为患有鼻窦炎，常流鼻涕。画面抓住这几个特点，加以渲染夸大，极尽丑化，跃然纸上，面目令人可恶可憎，加强了攻击牛德林的力度。这一系列策划和安排，宏大磅礴，颇费心计，大有晴天霹雳、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高位，企图造成倾盆大雨之势，把这一个半月以来燃烧的文革烈火彻底浇灭。人们毛发悚然，不寒而栗。我的第一感觉是呼吸紧张，脊背发凉，好一阵子没有喘过气来。这种恐怖感，后来我们把它称之为“白色恐怖”。
七月流火。时值中午，烈日中天，灸热的阳光，喷射到哈师院大礼堂的屋顶和地面上，火辣辣，灼烤烫人，一丝风儿也没有，空气膨涨而凝固了，令人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只见牛德林替换着姿势，一只腿成半跪式，一只腿用膝盖顶着笔记本，在那里抄写大字报。他，汗水和泪水一起滚流，面部发黑，呈现出恐惧、愤慨、委曲和反抗多种神情，看上去令人为之心颤。在他的不远处，是政治系一位资深的女教师，在那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控诉：“同志们、同学们，你们看牛鬼蛇神把我们政治系糟蹋得成什么样子了！？”
牛德林是政治系共同课教研室教员，1957年因为写的一张大字报里有一句：反右必须注意防左。在57年反右派斗争结论时给他定了一个“三类”分子，“内部控制使用”。但是牛德林出身贫苦家庭，勤奋刻苦，像牛一样地努力工作，课讲得好，教书育人，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好评。在此之前，学校定他为优秀教师、劳动模范，多方推崇，经常表扬；文革以来，他给党委领导人贴了大字报，在党委某些人看来，牛德林昔日借党整风之机反党情有可原；如今又在文革之初，自己跳将出来，是骨子里反党野心的大暴露。如前已述，将人扣上右派，这是50年代行之有效的法宝。右派是反党、反革命的代名词。党委用这顶帽子扣人，就会激起群情一片震怒，人们把激发起来的爱党激情变成刀剑刺向他，把脏水泼向他，此人便会遭到灭顶之祸。然而今非昔比，师生们看完大字报之后，其反应是多姿多态的。有的骂一句“劣根难改”，走了；有的似有所思，凝神阅读，不动声色；有的表示不解，轻声与人耳语；那些积极给党委领导写大字报的人，对此愤愤不平，只是各自表态的方式不同。我和魏醒学同时出来，看完大字报之后，相视冷冷一笑，魏没说什么走了。我心里骂道：“好狠的手段啊！”想着自己的对策便离开了现场。
回到政治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听党委特派员当天宣布，撤销以穆国兴为首的工作组，派以杨×为首的党委工作组立即进入政治系，把我们这些师生代表撵回原来的单位，穆国兴接受党委审查。政治系各个班级进行整顿，我们班理所当然地也把我和魏醒学等人撤了下去，选举成立新的班级文革领导小组。接着讨论7？16报告。
在我们全班讨论7？16报告时，我作了如下发言。我说，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现在看来，我们班级前一段运动，有一些过激的活动，甚至说了一些过头的话，这些都是我的责任。我这样表态，当时有些同学很不理解，文革中后来也没有机会解释。我当时这样做，是基于三点考虑：一是运动的转折来的这样突然，根本没有思想准备，我没有想好；二是我和牛德林共写过好几张大字报，我们班级的大字报在全校影响很大，牛德林不好，我也好不了，只是迟早问题，我这样做了以后，可以起到投石问路的作用，且看党委对我如何下手。第三，我历来记住我母亲的教诲：好汉做事好汉当。本来是这么回事，有问题算我的账好了。我这样做，也是暗示那些跟我干的同学要稳住神，不要唐突，要保护自己，不能像其他班级那样，和当时的做法顶牛，被工作组抓住。事实上，我这样做以后，前一段很积极贴大字报的人，不慌不忙地应付各种会议，不再搞什么新的活动，起了保护自己的作用。有人说这是鬼道。不，它是我从书本上学到的在阶级斗争中，有时需要退却，不能只是一味地进攻。但是，当需要冲锋陷阵之时，就必须豁出去，不这样就不能在阶级斗争中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事实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党委要对付我，只是难以下手，因为他们有言在先，7？16以前可以不计较，如果7？16后再有什么问题，就要新帐老帐一起算。对前一段我有了一个他们十分不满的交代，下一步我暂时不说什么。因此，工作组奈何不了我。省委工作组对我采取听听、看看、谈谈的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719，杨×在一次小会议上大讲：“大家一定要看到，我系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混水模鱼’，当前主要矛盾是对准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724，杨×又对他们信得过的党员说：“作为党员，我们要从整个战略布置来考虑，在同学中不要轻易贴出大字报，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系里对‘一小撮’有看法，揪出牛德林，还有没有别人？我想还是有的，至于哪些，靠群众揭发，先用小字报形式，分析研究，打得准，打得狠。”省委工作组派到我们班级的一位姓裴的同志第一次见面只是笑一笑，后来在走廊里又见过一次，我只是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想，我在当时那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还没有被抛出来，除了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