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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昧良心，就会感到谈话开诚见胆，字字句句，语重心长，表达了这位老人诲人不倦的精神，也可以品悟到毛、邓在基本理论、基本观点上的鸿沟是多么深阔。说句不客气的话，一个坚持历史的辩证法，笃信科学社会主义，充满社会主义的胜利信念，要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固守白猫黑猫论，笃信无所谓姓资姓社，只要经济发展，讲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鸿沟至深至阔，毛对邓这样的对话等于对牛弹琴。不过，这些白纸黑字，都留在世上，我相信他们同它们都将成为探讨共运的宝贵资料，后人自有公论。
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使文化大革命越出中国国界，而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革的影响下，美国、日本出现了左翼运动，特别是日本出现了一批年轻左派人物，他们活跃在社会，对推动日本的反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亚、欧、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一向亲苏，受和平共存政策的宣传，加上美国以“进步联盟”来拉拢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使得当地左派思想混乱，一度失去了革命的方向。在毛泽东批评苏修、展开中苏论战之后，各国的左派开始脱党，组建新的马列党或革命共产党。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又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使他们坚定了自己确立的革命路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至今活跃在全世界的革命的左翼政党大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使他们更加坚定。譬如：德国的马列党就是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而亲苏的修正共产党则随同主子宣布解体，马列党还接收了他们的出版设备。欧洲方面，土耳其的政党还在发展，希腊的共产主义组织也在扩大之中，期望不久可以成立共产党。亚洲方面，菲律宾旧的共产党十分腐败堕落，革命派于是脱党，组建新的共产党组织，他们和他们所带领的群众运动，成为目前菲律宾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尼泊尔的毛派革命运动在当地也很活跃。正如日本左派所指出的：放眼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修正党全部破产，而脱离旧共产党的新的革命力量，现在则有能力批评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就像当年中国有能力批评苏联赫鲁晓夫一样。除了政治运动方面，文革对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学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法国当时最有名气的理论家阿图塞，在他的著作中，就特别突出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加上他对中国革命的肯定，透过他的思想和理论，相当程度地影响了西欧左派，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方面。他们还说：总之，整个文革对全世界的政治思想、革命斗争、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对当时世界的影响或是潜在的影响，都会随着今后形势变化而有新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在国际事物中的发言震动力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可靠的朋友和革命领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乘势而巧妙地推动“乒乓外交”，使日本、美国、英国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在70年代初期相继与我国建交，从而开创了我国国际环境的崭新局面。正是在我国外交一片凯歌声中，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极大地改变了对港、澳、台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我们拥有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还有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嘹亮的乐声响彻太空。中国人民，第一次骄傲地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是世界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针对国际上对中国兴起的恐慌，毛泽东派邓小平在联大发表演讲：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永远是世界人民的朋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产物，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做出了伟大贡献，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智慧，但是，却毁于他自己确立的接班人手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惨痛的教训。细心地梳理这些教训，对于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意义很大。
首先，毛泽东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目标反修防修机制及其途径和方法并不明确，文革整个运动的前进方向、道路和实现的目标框架是模糊的，带有明显的探索性、试验性，必然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加大了运动的阻力和风险。毛泽东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思想出发，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的两个阶级斗争提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从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思路是明晰的，但是，究竟应该建立和完善何种形式及其运行机制，并通过什么道路和方法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却是模糊的。置言之，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遏制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二是修正主义者一旦上台后，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使人民和地方政府有权力援引法律去抵制修正主义，促使修正主义下台；三是执政党内的反修防修与国家机器的反修防修之间如何链接，不见有什么说法或探讨。说的更明确一点，就是要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央搞反共的右派政变，一旦搞了政变，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人民和地方政府如何抵制，用什么抵制。这就给人们似乎留下这样的想头，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而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解决以后就行了。这显然在逻辑和现实上是讲不通的。所以，毛泽东讲要多次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究竟要建立一种什么机制，通过何种途径和方法去建立，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既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承认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又要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尖锐复杂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聪明的林彪，曾经机智地提过防止宫廷政变这个问题，但毛泽东很不以为然，而加以斥责。统帅毛泽东的茫然，明显地表现在1967年一月全国出现的夺权风暴，各地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五花八门，直到黑龙江省创立革命三结合的组织形式，才由毛泽东加以明确起来。这种先破后立，凭革命领袖的权威及其驾御运动的领导艺术，依靠群众运动的首创精神，试验性地推进，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必然增大运动的阻力，增加事变的复杂性和破坏性，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不利于稳定形势。而且，不是根据法律规定，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而是采取群众运动自下而上的形式进行夺权，带有极大的弊病，因为它在激烈的形势下仓促成立，未有依据法律、不完全的代表性、不完全的程序，必然引起各种政治势力、各派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党政军之间的意见分歧，直至对立纷争。正是这个原因，全国此后出现了全面内战。各种不满情绪、反目成仇、立派结帮、偏激的集会和骚乱，形成恶性循环，酿成全国性的动乱。
其次，革委会出现之后，也没有去探讨建立一种新的反修防修的运行机制，以保证遏制修正主义上台，或是在一旦修正主义上台之后，由法律规定赋予人民和地方政府抵制修正主义。恰恰相反，新生的革委会穿新鞋走老路，很快重蹈覆辙，步入旧的一套机构习惯性的泥潭：机构庞大、官僚主义、文山会海。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造反派打碎了自己建立的旧的官僚体系，却未建立一套新的反修防修机制，而是逐步地恢复了旧体制。这套旧体制的致命弱点是家长式专制，基本排斥民主监督。在文化大革命一月风暴的冲击下，各省、地（市）、县、乡，相继建立革命委员会，原来的党政机构全部停止运行，由革委会代行全部职权，原来的机关干部通过革委会考察，采取部分过渡并结合到革委会的办法，革委会机关机构设置精简，从国务院的一些部委到县乡，取消部、司、局、处、科之称，上上下下大都叫“组”。后来中央领导提出这不利于外交，而且重在本质，也不在于名称，于是，各种政府机关的称谓，又一律改了回来，只是人民政府换成革命委员会。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一开始有一部分学生和工农代表。随着干部解放，特别是党的领导核心组织成立之后，原来造反派中的非党员，没有进党的核心小组。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来源于工农的那部分人员大部分放回原单位，学生代表多数回学校复课闹革命，通过毕业分配离开了。由于没有明确革委会如何过渡以及过渡到一种什么新的党的组织和政府的制衡和监督形式，原来的领导干部大多官复原职，只是省、市、县长改称革委会主任，基本上是原来班子的主要领导成员，党委成立以后，他们又成为党委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委。其中很多人，在文革中挨过批斗，对文革不满，批林批孔时对于批林的极右实质不理解——例如我在前面提到我和杨易辰的对话，杨一再坚持林彪是极“左”——问题就出在这里，在这种条件下，邓小平1975年重新上任，原来的体系重新聚合，否定文革的思想便一拍即合。同时，文革前的党的运转体系和政府运转体系，同文革后的党的运转体系和政府运转体系，实际上都是革命政府的延续和发展。所谓革命政府，就是国家机器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打造的天下，他们的献身贡献和由他们支持形成的宪法，具有最大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但是，它们本质上属于人治运作体系，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全国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主席，靠的是纪律的维系，而不是法律的约束力。上下之间没有制衡和监督；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没有必要的制衡；党的领导机制同国家立法机构之间没有制衡和监督机制。实际上，最高的权威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宪法保障和制衡机制；国家立法机构和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