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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在斗争中坚持团结胜利的路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将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强调革命左派，要善于团结大多数，进行胜利的斗争，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毛泽东关于团结的概念，有三个最重要的含义：一是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特别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二是对犯有错误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要采取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三是对于犯错误的人，整过了头，就会整到自己头上。核心是两个：团结不同意见者，特别是反对过自己的人；对犯错误的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一个：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在运动中一再教育干部和群众，没有团结就没有胜利；用马克思的话一再告诫全党：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应该说，毛泽东关于团结胜利的路线，贯穿着一种“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以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毛泽东反对将团结看成一种手段，而强调团结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制定了落实团结胜利路线的各种政策，并细心地倾听社会的各种声音，适时地加以调整，引导干部和群众，在运动中处理好两类矛盾，以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正是在贯彻这个处理好两类矛盾、团结大多数的这个决定成败的大问题上，一些人不听毛泽东的警告，将自己连同文革一起被葬送，难道这不是毛泽东留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巨大贡献？！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论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总结一些老同志，包括邓小平等对文革不满的状况做出根源性分析，他尖锐指出：“为什么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斗争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向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的这些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看来，革命夺取了政权，革命就成功了，革命到此结束了，剩下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了，他们从旧社会过来，又很欣赏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那一套。因此，在他们看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活动，农民中出现两极分化，官员追求享受，出现贪污腐化，舞台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洋人、死人，农民缺医少药，教育上过去的、外国的内容，等等，都是正常的；后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他们的议论敌不过毛泽东的系统的彻底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搞社会主义，也拥护党的决议，甚至也高举双手赞成，跟了过来，但他们思想深处没有根本转变，所以总感到毛泽东“左”，文化大革命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便感到很反感，抵触情绪很大，感到革命革到老子头上，这是翻天了。正是所谓道不同，谋不同也！也就是今天所谓脚位和视角不同，价值观不同，情感不同。
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可知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三类：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受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影响蜕变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停止下来的、阻止社会主义历史车论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期间，邓小平以至于各省许多领导干部，只要检讨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就可以再次结合他们，甚至让他们官复原职。其道理就是因为他们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而不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毛泽东多次给邓小平以机会，其原因也出于此。
历史将会证明，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论断，是他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打招呼文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就是一位总设计师和导师，其内容已如前述。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有鲜明的几个特点：其一、毛泽东总是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毛泽东从他的人民决定历史的唯物史观出发，认定必须唤起民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动员并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才有可能进行反修防修。毛泽东对于文革的群众发动非常满意，非常高兴。他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其二、毛泽东总是灌输一种忧患意识。毛泽东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个性，使他充满革命自信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但是，毛泽东懂得历史辩证法，也相信历史辩证法。他从事物的演变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观察到，社会主义也可能走向反面。因为革命后来人，起来否定革命前人，实在是大有其人其事。毛泽东总是提醒人民，不要说最后的胜利，因为谁胜谁负，正在角力之中。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说：“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其三、毛泽东总是把社会主义教育同苏联变修、社会上存在的修正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思想基础、中国党内存在的阴暗面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相联系。自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之后，毛泽东多次联系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指出：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变了，变成了反对列宁，赫鲁晓夫曾经狂热拥护斯大林，变成疯狂地反对斯大林。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我们要采取措施，但谁也不能担保不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这是因为有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我们建设的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柴、买油、买菜。所以，这样的社会基础，就会产生资本主义。
其四、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又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毛泽东不但通过文革，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打招呼，而且通过文革，对中央领导集团成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他们打招呼，从现在披露的文件、资料看，从1959年以来，毛泽东几乎逢会就讲社会主义革命、讲反修防修的道理，颇费心计，苦口婆心，深入浅出，反复叮咛。毛泽东在文革前、文革中将所有的要求、措施、方针、政策，都公之于众，没有事先不打招呼的事情。
林彪事变以后，毛泽东还亲自到下面做打招呼的工作。后来他总结这个经验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文件、资料还证明，毛泽东并不是想通过文革打倒刘、邓，也不想打倒下面的干部，而是想通过文革，发动群众教育他们接受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君不见，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上，所传达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只要不昧良心，就会感到谈话开诚见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