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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样板戏为标志的革命文艺文革期间，推出的一批革命现代样板戏，打破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社会主义舞台的现象，重新树立了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和高大形象，在各种艺术创作、历史研究中确立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这些艺术精品，在人民中有口皆碑，个别人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叫喊，妄图加以禁绝，然而，它们已经在群众中、在戏剧界深深扎根，无论什么政治、文化权威，都休想阻止群众传唱、学唱。他们的咒骂，反而激起人们演唱的兴趣，致使样板戏唱遍海内外，经久不衰，即使在否定文革的最激烈之时，这些样板戏在群众中也照唱不误，充分显示着这些艺术品的无限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因为这些作品从剧本、服装、道具、音乐、唱腔、舞台布景，到演员的念、唱、作、打表演，无不经过精心设计，反复推敲，苦志磨砺，精雕细刻，时间锤炼，历史淘洗，业已成为文化精品，中国戏剧的经典。这些艺术精品显示了文革提倡的文艺方向，符合唯物史观，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也符合戏剧发展的历史潮流，是革命艺术家的心血结晶，所以任何人的诋毁，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和狂妄。在京剧现代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以后又出现了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豫剧《朝阳沟》、交响乐《沙家浜》以及电影《闪闪的红星》等许多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文艺作品，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远闪光的文革文化愧宝。一些人挖空心思，感叹文革否定了，但是文革文化还存在，试图加以篡改、剥蚀、丑化和掩盖，也是枉然。这说明，艺术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旦生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愧宝，具有超越时空的永久艺术魅力。
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城市医疗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出现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国家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城市医院根据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组织医疗小分队，派出医护人员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大力支持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面向农村，切实为农民的健康、治病服务。在各公社都建立了医院，各大队建立了卫生所，全国农村培养了160万赤脚医生，使农民看病难问题初步解决。加上城市职工公费医疗的完善，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城乡居民解决了看病就医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根据统计分析，认为中国当时的城乡医疗制度，是发达国家的典范。
党校教育改革、“五七干校”与干部参加劳动文化大革命对党校教育进行改革，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组建“五七干校”，被誉为干部教育的创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毛泽东历来提倡干部读书，提倡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反对滋长官僚主义，党校很多地方照搬苏联的做法，脱离实际。所以，在文革中，“五七干校”改变了这种做法，在干部教育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虽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了偏差，但作为一种干部教育的形式，它是实现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改进机关作风、改造上层建筑的一次实验，有许多有益的积极的因素，应予以扬弃，不能因此而采取简单地、一概否定的态度。此外，在文革中还实行干部和知识分子定期到基层参加劳动的制度，引导他们与工农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废除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和一切特权，引导大家同工农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知识分子再教育和“上山下乡”毛泽东根据自身体验，认定知识分子学了书本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向实践学习，向工农兵学习。早在建国初，根据当时的新情况，毛泽东进一步探索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新途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到边疆、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工作。1955年，毛泽东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毛泽东又指出：“城市青年，或者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响应党的号召，踊跃上山下乡。”在各级党组织的具体组织下，五、六十年代曾经出现了像徐建春、侯隽、董加耕、邢燕子那样大批知识青年回乡的模范，成为一代青年人的学习榜样。正是广大知识青年的这种行动，为农村、边疆的建设发展和文化知识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革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大批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接受农民群众的再教育，在实践中进行锻炼，在农村、农场的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人，通过实践磨砺，培养了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乐观、特别奋进的精神，锻造了一种风骨，以后他们在学术、技术、政治、专门业务方面干出了惊人的成绩，涌现了一批精英，为国家政治、经济、国防、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各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基本方式，为解决党内长期存在的两个司令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而用别的方法未能奏效所采取的方法。它不是极端民主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大民主，有着鲜明的群众运动的特点：明确的目的——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统一的指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的部署——《“五·一六”通知》；统一的政策——《十六条》。“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之所以开展起来，还因为它在当时同时具备这样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确认世界已经出现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正在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警示中国人民，对此，必须高度提高警惕；二是中国人民饱经苦难，并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他们担心失去社会主义就会走历史的回头路，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三是在中国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并在前述条件下，明确提出了新的并富有说服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动员群众的思想武器，人们从历史与现实中体验到，毛泽东是久经考验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革命领袖，曾经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必将领导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就是当时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试图通过“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反修防修。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它对于今后对付中央领导集团的蜕变、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地方出现的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极力主张，应该把它写进宪法。诚然，在“四大”与自下而上的大民主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无政府主义，这固然与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关，但也有错综复杂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其中主要是青年学生，难道能要求他们一上路就要正步走吗？历史上有过不犯错误的人吗？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旨在防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蜕变，带有明显的探索的性质和特点，这主要是运动的方式和建立的目标机制是逐步摸索前进的，凭着他的睿智和出色的群众运动领导艺术，依靠群众实践进行提炼、总结和创新。毛泽东在整个运动中所提出来的理论创新和经验总结，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思维模式和科学体系，是他对于中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伟大的贡献。
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革命的必要性毛泽东认为，苏联、东欧等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上，无产阶级还必须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革命史告诉我们，以往的革命，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只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式，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取代封建制，资产阶级用刀枪杀出一条生路，又经过一系列的换脑、洗脑的思想文化革命，掀起无数次批判各种封建意识形态的狂飙，封建顽固派在各个领域负隅顽抗，形成血与火的角力，资产阶级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多次粉碎封建主义的残酷反扑，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全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才将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制度通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保护而在世界确立起来。大量的史料有目共睹，正是这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而在世界不少地方保留着中世纪的残余，这就是各种王朝至今仍然存在的缘由。社会主义革命要比资产阶级革命深刻得多，它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决裂。而最重要的是，从本来意义上讲，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但是，却偏偏发生在需要进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