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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站得高了，他就看得远了，他就没有什么忧虑了。”
7月20日，派到政治系的工作组长逼我写检讨。他对我软硬兼施。一会说：“你还年轻，只要检讨的好，还是有出路的。”一会又说：“你不交代，我也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不听我的申辩，当即给我出了四道提纲。
回到家里，我考虑到底应不应该写检讨。我爱人说，认个错，也许会从宽处理。我心里混浆浆的，非常不耐烦。我从书架里取出《毛主席诗词》看：“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度仍从容”，“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想起毛主席说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想到这些，我在诗词一旁写下自己的心情：“零下二百七十三度的严寒，只能冻死苍蝇，而梅花和劲松却永不凋谢。”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就是没有写一份检讨书。终于盼来了毛主席的新的指示，盼来了《十六条》！
这就是牛德林被打成“漏网右派”的思想斗争过程。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他们是不是响应毛泽东关于揭发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召，按照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论述，起来揭发批判本单位直至地方和中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关心国是国运、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遇到反复如何应对，是坚持还是撤退；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支持群众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揭批走资派，揭发本单位直至地方和中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还是压制革命群众，也是关心国是国运、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遇到反复究竟是检讨还是坚持。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始终占住上位，不仅因为历史造就的其领袖地位，居高临下，还在于他高瞻远瞩，正义在胸，真理在握，道理深刻，富有说服力，联系国内外实际，关于反修防修的深谋远虑，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担忧，触动中国人的神经，使每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不能不为之动心，唤起良心的感召而表示站在毛泽东一边。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群众批判的感召之下，灵魂触动至深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觉得自己在文革问题和过去工作上有愧，不主动上书向毛泽东检讨，就难于自安，虽然言不由衷，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提出每一个人不仅要革修正主义的命，还要革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命，以后将其简化为“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各地红卫兵小将提出了许多当时成为普遍指导思想的口号，诸如，从行动上找问题，在思想上找原因；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敢于对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刺刀见红，等等。人们纷纷总结教训：“私”字是革命者的大敌，是修正主义的策源地，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宿营地。不论何时何地，“私”字突出了，眼力就模糊，胆子就小，骨头就软，劲头就小。公和私的斗争，实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因而是灵魂深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头脑司令部里谁胜谁负的夺权拼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刘英俊、草原英雄小姐妹以及英雄麦贤德等许多人物。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改造，又是与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与参加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的。俗话说，情随境迁。情感的转变与提升，只有依靠理性才能真正入心入神，进入理性支撑的大厦。这就要靠知识的扩充和社会实践的深入，借助于思维才能实现飞跃。人类的革命理性，必须通过对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和深入的悟性，将直观的材料进入脑机器的加工才能形成。但人们不能只相信自己的直观和悟性。因此，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是，一面积极深入实际，在实践中勤于观察、细心体会、肯于动脑，以避免经验主义；一面多读书，广泛猎取他人搜集的社会资料，借助于社会积累的资料和已经取得的真理性认识，通过自己的思维，变成自己的社会知识，并自觉地将书本上得来的这些知识，贯穿于自己的行为，以检验和修正书本知识的局限性，防止坠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毛泽东正是这样教导中国的广大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大革命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教导，坚持读书与实践相结合，比较自觉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调整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改造社会的能力。鉴于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可以说，作为现代大学生的我们这些人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并注意以人类的新鲜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也许，这一点并未为毛泽东所重视。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进一步讲到。
文化大革命涌现的许多新鲜事物和有益的探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最广泛的群众政治大运动，新事物、新思想、新提法层出不穷，搅得周天寒彻、四处震荡、寝食难安，人们的精神海洋，无不巨澜高卷，撞击着每个人原来确定的思维准则和处世哲学，推动他们去读书、去思索，去寻找同声、友声，交流自己的心得和感受，结识同志同行者，从而为人们应对目前的事变和长远的目标，提供了极其广泛的创新素材和良好的机遇。所以，从革命的角度，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涌现了许多新鲜事物和有益的积极探索，这是革命者可用以镇家的愧宝，应该好好地细心地加以盘点和总结。
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是在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代表、原来领导机构中的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个方面组成。是在当时众多夺权组织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形式。它避免了单纯由一个方面的人物，例如只有军队，或者只有干部或群众组织单方面组织权力机构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既可以鼓励干部站出来，承继某些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和军队的支撑作用，实现时局震荡中的稳定，又为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准备时间和条件，实现由革命的非常时期向新创立的正常运转机制和秩序的平稳过渡。在实践中，以后人们又注意在年龄及其智力、经验的配伍结合问题，形成老中青各个方面的三结合，使之更具有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对于其中不称职的代表还可以通过群众审查，随时调整。
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兵主体地位的新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翁。如何体现和贯彻这个原则，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积极的新尝试。一是工农兵进入上层建筑，以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的名义到大中学校参加领导文化大革命，引导教师、学生走思想革命化道路。二是工农兵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改变那里土壤板结的问题。三是从中央到地方，吸收了一批优秀劳动模范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这些新举措，对于稳定形势，推动抓革命、促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是体现和强化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兵主体地位的有益的尝试，有许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将原来的政治挂帅调整为抓革命，促生产，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与各项工作的关系，上升为经济运行机制，使之更紧密、更科学地结合起来，同时，不但明确了政治和政治工作的目标，使之具有可见性、可检验性，还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文革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生产、科研虽然曾受到冲击和影响，但是总体地说，国民经济还是继续快速发展。
学习班学习班是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为区别于群众揭批大会而搞的另一种思想帮扶形式。以后发展为可以适用各种不同的对象。同揭发大会不同，参加学习班被帮扶的成员，明确是人民内部矛盾，与组织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对于组织者提出的问题，可以进行反驳和辩论。学习班采取先学习马列著作、毛著和中央文件的办法，根据文件提出的问题，联系实际，进行比较对照，开展谈心式对话。每次围绕一个问题或专题，实行学文件——联系实际——对号入座的循环往复，直到弄清问题、统一思想为止。同揭批大会不同，虽然也有激烈的思想交锋，唇枪舌战，有时火药味极浓，但总体愿望是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所以总体气氛是平和的交流和论辩，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有时，学习班还采取请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进行。请进来，是请群众代表或先进人物参加讲评活动，听取他们的事迹介绍；拉出去是将学习班成员以拉练的形式，到外部农村、部队学习、参观。学习班的组织形式很受群众和干部的欢迎，普遍认为，只要搞得好，很解决问题，不伤感情，有利于团结。
教育大革命毛泽东一生力主教育要革命，特别强调人的自主、全面、生动活泼地发展，反对死读书。强调德育至上，健康第一。要求野蛮身体，文明精神。要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放在第一位，特别是文科，要极端重视社会实践。文化大革命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精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丶学农丶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农学院由城市搬到城郊或农村。各类学校的学制普遍缩短，教学内容有了较大改革，社会实践课程大大增加，用对付敌人的方法的考试制度被取消。在十年期间，城市普及高中，农村普及初中，中、小学在校学生大幅度增长。许多学校开办工厂、农场，建立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