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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泽东相反，刘少奇持有绝然不同的观点，支持电影《武训传》上演，在新中国没有培养自己专家的情况下，大力提倡专家治校、教授治校，急于搞专业化，正规化，排挤工农干部，排挤新生力量，形成另外一条思想文化路线，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毛泽东从文化、艺术、教育、卫生几个领域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仅有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还不行，还必须同时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提出了必须抓紧建立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问题。
毛泽东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造舆论，造舆论是一切政治斗争的特点，资产阶级已经在造反对社会主义的舆论了，现在轮到无产阶级反击的时候了。
毛泽东认为，对当时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是同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于是，以姚文元个人名义、实际上经过毛亲自修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发表，长期隐秘在党内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早已箭在弦上，而由此揭开了盖子，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小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点燃，而通过《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便上升为全国性的政治大革命。这就是革命逻辑和革命历史的辨证统一，顺理成章。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什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更不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而是毛泽东的思想政治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政治路线斗争的公开化、继续和发展。对此，毛泽东始终是明确的、公开的，而刘、邓在一个时期则曾极力予以否认。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的实践作了佐证。所以，王光美按捺不住得意，在她与其儿子刘源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做出公开的宣示，详细说明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由来已久：“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刘二人在对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上就开始有了根本分歧……这一根本分歧和矛盾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此后的各个时期。”并说：“刘少奇的面目恢复了，刘邓路线被肯定了”。邓小平小女儿邓榕在1967年4月揭发邓小平控制工作组，批斗群众，抓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等。这就推翻了所谓刘、邓和许多各级领导干部不是另一条路线，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不同意见而已的说法。历史揭穿谎言，事实胜于雄辩。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反反复复，波澜壮阔，就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政治路线，以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刘少奇、邓小平则图谋利用党的组织体系，阻止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终于演成了一场伟大反修防修的演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从未有的民主大操练。它第一次使中国公民、特别是中国学生操起了自由、平等的武器民主是反对封建专制的产物。抹杀人性，宣传“君权神授”，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文艺复兴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提倡人性、人格、人权，而为其后的学者加以发挥，形成了公共意志即主权在民的思想，把民主、自由、平等作为反对封建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器，创立了民主政治。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进一步使其上升为明确的法律制度，使下列思想深入人心：《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人权宣言》：“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明白授予的权力。”
J·S·穆勒《论自由》：“人类自由的固有范畴”有三个组成要素，即：（1）属于意识领域的精神自由——包括良心自由、思想及感情自由、认识和感想的自由、发表意见和出版自由——四种；（2）爱好和职业的自由；（3）团结的自由。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世界各国出现了复杂的政治现象，但主权在民的思想越来越引起广泛重视，形成强大的潮流冲击。民主的核心是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人们没有精神上的自由，没有爱好和择业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人权的平等，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在中国，建国初期的反封建斗争搞了很短一段时间，主要是土地改革和宣传《婚姻法》，紧接着即进行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之后，自由、平等简直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人们对此讳深莫测，谈虎色变。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因为孔孟的中庸之道而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环境条件下，在党内、在社会舆论上，宣传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便来得十分容易。对人们烙印最深、最突出的是两条：一个是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一个是雷锋的“螺丝钉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自由、平等被抹杀，个性同个人主义成为同义语，只有一面宣传，一种声音，一种信息渠道，几乎禁绝接触西方的东西，思想单纯、贫乏，说话只能按照党报党刊宣传的口径进行，稍有不慎，一旦嘴巴没有把门地而离开了报刊宣传的中央的口径，所说的话就被党、团员快速地“集中”汇报到党团“组织”。青年学生一个个都像毛泽东批评王海容那样的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有事不敢请假，开会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经常性的班会、党团组织的生活会，不断提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总是紧紧围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和小资产阶级意识、资产阶级思想等这些方面进行。在学校，许多有个性的同学常常被班级干部、政治辅导员，列为重点帮扶对象，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严厉批评，以至于在毕业分配上受到歧视，成为下乡下厂的对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坚持宽容原则、青年应该全面发展，经风雨、见世面的第一个最早、最高倡导者。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的1964年春节谈话，是对我国大学生的一次开禁。毛泽东提出要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老师讲课讲的不好学生可以睡觉。考试打小抄，也是学习。要让学生直接接触西方的东西、封资修的东西。不然就没有免疫力，一旦遇到这些东西，就会分不清是非和真假丑恶，就容易被人俘虏或打败仗。要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实际，否则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特别是文科，大课堂不在学校，而在社会。毛泽东还主张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大学生的伙食标准。号召学生到大江大海大风大浪中游泳。文化大革命之初，文科学生停课闹革命，以文革大批判为课堂。这一系列的说话和做法，使我们的思想大解放。因此，批判“三家村”，联系本单位实际，高校的广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和年轻教员犹如樊笼开放，很快就发动起来，形成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师生们不再对本单位党委抛出来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感兴趣，而是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揭发党委主要负责人的方向道路问题以及他们的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不管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如何高压，其中的一部分师生凭着对毛泽东的信任，斗志昂扬，毫不示弱，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旗帜，真理在握，正义在胸，继续同工作组斗，而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以后，胆壮气粗，成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的闯将。
文化大革命采取大民主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中学生还可以到全国进行大串联。
青年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天然担当者，也是民主、自由、平等的积极开创者。他们天真烂漫，思想无羁，向往未来，图谋创造，希望有一个独立思考和相互争鸣的自由空间。青年历来是旧世界的爆破者、革命者，新世界的开拓者、献身者。古往今来，中外国家，概莫能外。青年人，为理想而动，为真理而动，为信仰而动，为爱国而动，为革命而动，为民主而动，为正义而动，为爱情而动，为激励而动，是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突击队、生力军和主力，成就了人世间的伟业，可惊、可钦、可歌、可泣。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大民主的形式，每一个国民、青年学生第一次真正享受思想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尝到了其中的艰辛和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