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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赫鲁晓夫竖起的是一面修正主义的大旗，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妄图粉饰资本主义，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麻痹人民，取消革命。历史事实表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同时警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这场国际风暴漫卷东风之际，是我风华正茂之时，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从心底感到由衷的敬佩，觉得中国共产党真不愧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骨头硬，在国际风云突变、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极其险恶的形势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敏锐的洞察力，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高昂的革命斗志，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博大胸怀和英雄气概，再一次奏响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长革命党人的志气，为我们年轻一代做出了可以效法的光辉榜样。
这场国际风暴席卷全球之时，正是我人生之路的转折之际，我由学生出来工作，做政治辅导员而后政治教员，又由工作再入大学深造之时，我和我的同事、我和我的老师、我和我的同学，在学习“两论”、“九评”时，结合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对照苏共中央的信件、赫鲁晓夫的报告和讲话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深感我们党所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承继性和发展性，同时，我们也看到赫鲁晓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与之斗争的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之流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引用的材料、事实，所进行的论证，不仅语言如出一辙，连手法、技艺也近乎相同。我们在学习讨论期间，为有英明领袖毛主席为中国人民把舵，一个个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第一次认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现实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来源于国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存在着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国际上存在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性产生于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适当的时机跳出来，在国际反共势力的支持和配合下，摇身一变，充当反共的急先锋。
中苏大论战，确切地说，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在我的心灵深处，也进行了一场革命，促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根本转变。我感到庆幸地是，在这场斗争中，我站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一边，自觉地要为共产主义而献身。我认识到，马、恩、列、斯、毛，他们的革命理论，总是处处为人民着想，为劳动人民着想，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社会进步的主流，坚持思维的一贯性、一致性和革命的忠诚性原则。通过这场论辩，使我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真理性的认识，坚定了对毛泽东理论的真理性的认识，决心坚定地做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地动山摇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
在我看来，马、恩、列、斯、毛，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帝修反才反马、恩、列、斯、毛。当然，革命在前进，历史在发展，马、恩、列、斯、毛的革命理论也在前进，也在发展，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他们的学说和思想。于是，在我思想上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反马、恩、列、斯、毛，就是背叛革命；谁反对马、恩、列、斯、毛，我就和他拼，我就和他斗。
我的维护毛的概念及其自觉性的形成，还来源于我从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学习中掌握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在组织上参与创建进而在政治思想上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地战胜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挽救了党和红军，卓越地指挥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不久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创造性地进行了中国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多么复杂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总是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作出科学的分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路线，他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战略战术，就像一部精密的科学机器，总是有条不紊地、准确地运转着，把中国共产党航船引导到胜利，几次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顶住了来自斯大林的、共产国际革命权威的压力，坚持从实际出发，力主实事求是，力主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光辉之路。
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看，毛泽东坚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唯物史观、“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科学社会观，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阶级的革命政治观，始终如一的将人民放在首位，以“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毛泽东所追求和至死不变地是如何确保人民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褪色。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根据苏联、东欧发生的事变和中国社会状况的实际，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因此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的、现实的经验，在1962年一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上，系统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总路线。
根据社教所揭示的事实，毛泽东再次警告全党：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进而通过《二十三条》提出了著名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论断，第一次把社教的实战经验上升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度。
和毛泽东相反，刘少奇一直坚持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理论，在农村，把“富农经济”当作农村发展的基本道路，在城市，主张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宣传剥削有理、剥削有功，而在社教中大搞神秘主义，把农村基层描绘的一团漆黑，并且把矛头对准广大干部。毛泽东则相反，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调查研究入手，将社教实践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强调发动群众，团结两个大多数，使斗争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集中，缩小打击面，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在《五·一六通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毛泽东凭着马克思主义的警觉、智慧和敏锐，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根据苏联的变迁，把目光集中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领域，尖锐地提出，学校教育：“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教育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成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这些见解，与他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1944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的精神是一致的，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去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在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卫生部是”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部“。即”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