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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俩先后退休。伟杰于12月28日，用贺年明信片致信于我，字里行间抒发了一派壮志、美好的祝愿和激励之情。他写道：
身体健康，生活美好，再创人生第二春天天生我材必有用，人到花甲才正美。
要将潜能尽发挥，誓夺成功方伟杰！
我读后，感叹岁月流逝，不觉都到了退休之日，彼此情深谊重、豪情未减，良久不能平静，灵感萌动，当即也以贺年明信片回书，写道：
漫道造物赐我材，但有报国志未衰；与君携手拼余力，拙笔勤耕向未来！
同我住一个楼，在另一个门洞的王振远，对我也是一片深情。原来我们并不认识，只是因为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才慢慢有所接触。他是吉林大学历史系1964年毕业的，在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当系副主任。他感于家庭出身不好，长期不得志，对我深表同情。同他接触，给我的感触确实与众不同。他是学历史的，看问题，谈事情，有一种浓重的历史感。议论政治事情，总是注意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加以考虑，去客观地对待。他景仰我的才气和人品，总是勉励我不要把挨批放在心上。他说：“回顾中外史，有多少这样那样的是非扯不清的问题，重要的是保住身体，才能有机会让历史来重新作出评价。”
80年代中期，黑大历史系招收了两个班的企业经营管理文秘专修班，学生大都来自各个油田，有不少是科、处级干部。王主任三顾茅庐，恳请我去给这些学生讲企业经营管理。
第一次，我一再申明自己不是学企业经营管理的，没有讲过这种课，怕误人子弟，影响学校声誉和学生的前程。他说：“第一个给大学生讲课的人，肯定没上过大学，当然也是没给大学生讲过课的人。我考虑再三，觉得你是最佳人选，因为讲这个课，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你虽然不是学经营管理的，但你懂得经济学，又做过多年领导工作，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还在工厂劳动过，加上你的钻劲和学识，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并出色地完成这次讲课任务。”
我仍不敢答应。于是他二次来到我家，进一步重复我能胜任的观点，但这一次他是专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他说：“我回去反复考虑，觉得你主要还是思想不解放，还有盲目性。”于是，他又给我讲起许多历史故事。见我不再支吾，便乘机说道：“我希望你支持我的工作，给我一点面子。”他把事情提到这么个高度，我不能再说“不”字，就应允了下来。
第三次来到我家，同我细细商量课时、安排课表以及讲义、教学大纲的具体交稿时间。
为了讲好这门课，我跑了省、市两个图书馆，又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比较好地编写了教学大纲和讲义，挖空心思，在备课上下工夫，认真进行课堂设计，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王主任交给我的任务，受到了这些基层干部出身的学员的高度好评。这次教学，可以说是撵鸭子上架，但也确实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推动了我的学习，为我拓宽了知识视野，开辟了一个新世界。郭沫若曾经说过，有各种各样推动学习的途径，为教而学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确然不错。此后，我在电大就敢讲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学，并且在社会上对企业领导人开这方面的讲座，从而受到学员和社会的好评。这些我在前一章已经作了介绍，这要十分感谢我的这位近邻。遗憾的是，这位胸怀大志、壮心不已的壮汉，因为评高级职称赶写文章而劳累过度，于1991年春节期间不幸患脑血栓，经过多方治疗，效果仍不见好转，半身不遂，说话困难，痰涌嗓子，呼噜作声，口流涎液。我常去看他，他那一腔热血，满腹文章，要诉说的话语，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我听不大懂，常由他的夫人说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不能为他解除痛苦，只能忍泪加以劝慰。每次不忍与我分离，深情地挥手道别。
“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对于王老师的高德厚谊，我牢牢地刻在心坎，经常回温，用以鞭策自己。
周围对我的情和爱，不仅来自我的妻子、子女、同学和老师，朋友和邻居，也来自我和玉梅的单位。
我工作过的省文教办的同事们，也是情谊难述。最使我感激的是，办里同志在对我的处分问题上，多方为我说情。先则为我争取一个轻处分，继则为我留在党内说话，特别是张双城副主任，多次亲自找省委领导做工作，要求坚持原处分，不要加码，把我留在党内。后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就在生活上多方关照我。在我到电大以前，办里多数人，一直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机关工会在过年过节时，主动给予我一定的困难补助费，这对于当时我的生活，具有很大的缓冲作用。我需要换煤气罐，归办里使用的吉普车司机只要我说一声，就给我出车拉煤气罐。机关里分东西，也有我一份。为此，我曾写过一首小诗，纪录了这份情谊。
周围多友谊，写于1982年11月11日今日去办取工资，小曹、小李把参加球赛的纪念品——一条球裤给了我。这件小事使我想起这些年来，办里同事及周围同志、朋友的关爱，在归途上得诗一首。
一件球裤一片心，穷途容易动感情。
长梦未曾施薄惠，短桥且似见老成。
肯效鸷鸟垂双翼，敢为国事竭精诚。
正是不惑难堪日，会遣余力慰诸朋。
玉梅在哈尔滨电子仪器厂检查科工作，她所在的班组、科室的领导和工人师傅，对她、对我们全家的关爱是多方面的。在当时，玉梅领着两个孩子，最大的困难，就是换煤气、弄秋菜，她们科室的师傅，无论男女，只要说一声，总是二话不说，竭尽全力帮忙。孩子有病，大家争着帮助送医院看医生、取药、打针。玉梅每每说起来，数叨着这些师傅，千般谢忱，万种感激。我从牛棚回来，特意请几位师傅到家吃了一顿便饭，以表表我们的一片谢忱。
玉梅的同事潘宏章、王兆礼这两位老师傅，我必须在这里重书一笔。他俩都是老共产党员。潘是一位执着的复员军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打过老蒋，也打过老美，始终保持着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不占公家的一丝便宜，惟恐损害工厂和职工的丝毫利益，说话讲政治，连个玩笑也很少说；王又是另一种风格。为人耿直、热情，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也是奉公守法，忠于职守，从不不占公家的一文一豪，但笑话连篇，乐观豁达。这两位师傅成了我们家的电工，什么电线、电器安装，总找他们。他俩很尊重我、信赖我，愿意同我聊天。说到我的遭遇，潘师傅说的好：“毛主席、周总理在世，你是个好青年、好干部，现在，还是这个范正美，我们不能因为你现在，就对你另眼相看，你始终是我们的好朋友。”王师傅总是说：“好就是好。我不会当面奉承。我觉得你这个人正派，有正事，不搞歪门邪道。”老工人对我们有求必应，招之即来。王师傅还写得一手好字，在我晋升教授职称时，需要填写好几份表格，因为要求交表的时间很紧，根据玉梅的提议，就把王师傅请到家帮忙。
还有董工程师，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对我们一家，也是关怀备至。孩子有病，总有他帮忙；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总找他来修理。他这个人，连“谢”字也不让人说，请他吃饭根本没门。
此外，还有山查胡、张大全、田桂兰、高月珍、张吉亭、高子芬等师傅，他（她）们对于我家的种种情谊，也教我们难于一一叙述，永远不能忘怀。
我自命清高，不想攀高结贵，特别是文革后期，认为情况复杂、斗争激烈，不能陷到哪个圈子中去，总是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和业绩来表现自己，让人们接受我。因此，我的朋友中有许多平民百姓，并且我把这份情谊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现在回想起来也备感亲切。我的这种现在看似迂腐、当时被讥笑为书生气的思想性格，使我不愿意拜访领导人，同机关、领导层的交往甚少。我的看法是，平民百姓朋友，虽然热情在平时不那么强烈，但总是持久如一，显得自然、质朴，然而在机关、领导层中却不然，交往的气氛在平时看来显得似乎特别热情强烈，尤其是当你担当某种显要之职时，更使你感到热情过分，觉得他同你的交往矫揉造作、言不由衷，并带着某种显见的利益追求和市侩作风，具有一种浓烈的功利色彩，真诚的情感被扭曲、被扼杀了，人们之间本应该有的自然、坦荡的东西不见了。我在逆境中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八十年代中期，刘万富这位我在八一厂劳动时的师傅，风尘仆仆从绥化专程来看我，一见面他就说我的一切他都知道。刘师傅本来有点口吃，激动时表现得尤为厉害，说的常常是短语或半句话。
“我知道你同‘四人帮’不会有什么组织联系。别的事情，我们都理解。你的为人，有口皆碑。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都响应，这是当时的大形势。从八一厂来看，没有不参加的。我开始保守，后来也造反。要想得开，多多注意身体。我相信你能想得开！”
他一再说，他来的是一个人，但也可以说是个代表。他掰着手指诉说关心我的工人师傅的名字。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要注意身体。我也一再告诉他，我一定不辜负师傅们的期望。没想到他竟在前一、两年离开了人世。这次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这位老实厚道的工人，不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在国企改革没有上去的情况下，因为工资开不满，还经常拖欠，家庭孩子多，又都快到上学、结婚的年龄，贫病交加，不堪重负，积劳成疾，未能进到市场经济里来。我想他是含愤而离世的。我留他吃了一顿便饭，亲手为他做了几个菜，他临走时一再要给我五十块钱，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