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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此后，中央主要报刊和各省市报刊，又对吴晗的《燕山夜话》，邓拓、廖沫沙等人参入编写的《三家村札记》开展了批判。到1966年的三、四月之后，全国报刊由学术讨论，开始了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全国批判“三家村”的炮火惊天动地，震撼全世界。
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一开始就和“小五界”参加了战斗，并且当了先锋。在我们哈师院，从五月上旬，开始停课闹革命，由院党委直接组织批判，通过大小会议和广播、板报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批判文章。政治系首当其冲，有这么几点原因：一是因为政治系师生，大都出身工农家庭，少数出身非工农家庭的，也是所谓能同家庭划清界限的人们，这些人最听党的话，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二是政治系师生是学政治的，对政治问题保持着特有的敏感性。所以，政治系师生在运动中便冲锋在前，走在了前头。对于我来说，我当时是完全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归纳起来：一是我们年轻人需要经风雨，见世面。生在和平建设时代，没有赶上大革命风暴，威武雄伟地干一番事业，现在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应该全身心地投入，用笔做刀枪，以舌伐黑帮；二是我是新党员，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考验，再立新功。
因为我是学生干部，在社教中入党，刚刚转正，又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被院系领导看中，用我作炮筒，我自己也是乐为愿往。于是，学院召开的批判大会，校外小五界召开的批判大会，我常被院系党组织指名派去参加或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我当时还是我们班的党小组长，根据党支部的意见，要我共同参与班级的运动领导工作。我们班还有两名调干学生，一位是魏醒学，任班长；一位是晋长厚，任学委。他们两都比我年长，观点又总是一致。我们在班级里有较高的威信，跟同学们相处的很好。我们同绝大多数同学始终在一起活动，使班级战斗力很强。
围绕批判吴晗的斗争，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有意味的。因为毛泽东占了高位，又抓住了大道理，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一般认同，他们也从学术上抓了批判，而且指示各级党组织联系本地实际积极组织批判，并且接二连三地抛出了他们认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让人们批判。大批青年学生被激励而积极加入了围批吴晗的斗争之中。
客观地说，毛泽东发动的对吴晗的批判一开始就遭到刘少奇等人的抵制。文革一开始，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但是，彭真等人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并不理解。彭真未同其他成员会商，于1966年2月搞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在没有征得毛泽东的允许的情况下，以中央的名义发到全党。这个提纲的基调是，文化革命是学术领域内的思想革命，批判应该是说理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应该说，这个提纲的倾向显然有利于学术专家权威的，不利于开展对他们的揭发批判。毛泽东对此大发雷霆，于1966年5月主持中央会议，狠批了这个《二月提纲》，制定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从十个方面逐条逐项批判了《二月提纲》，更加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关于文化革命的主张，并且撤消了这个文革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八月底，中央又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者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组长。自此，文革就在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进行，直到十大结束。应该说，《五？一六通知》全面系统地，用十分明白的语言，表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和重点，以及战略、策略、基本政策、方针和部署。《通知》也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
经过酝酿准备，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值得说明的是，这个社论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它扭转了斗争大方向），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天晚8时，在各地电台联播节目里，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作“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陆平等人领导的组织为反党集团。评论员文章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黑帮进行坚决地斗争，而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并把他们加以“彻底摧毁”。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反动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都要揭发出来，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在此之前，斗争主要集中在中央的揭与捂。即毛泽东的揭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真等的抵制，把对吴晗的批判限制在学术领域，反对扩大到政治领域。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以及这篇社论一发表，文化革命便烈火横烧，批判和声讨对准了本单位主要领导。这就是毛泽东策划的自下而上的揭阴暗面的斗争的正式开始。
在《人民日报》的如此鼓动下，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青年，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荣爱国传统，在全国范围内被激发起来了。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从心里以为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斗争，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是这样，热血的青年学生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一浪高过一浪。这时，青年学生参加运动，不分派别，只有积极性高低、热情大小之分。这时候，最激励人心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这一段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是这样燃遍全国。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火上浇油，把文革急剧地推向高潮。社论就南京大学揪出校长匡亚明和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表议论，情绪高昂，言词激烈，极富鼓动性。社论说：“这些家伙有一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在中国，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反对党委，哪怕反对党委中的某个成员，就是反对党，反对党中央，甚至在基层，反对某个党员就是反党。这种认识，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地灌输到中国每个人的心里，变成了中国人的神经，并且已经形成不言而渝的共同的铁的规范。只要谁对党的组织有不同意见，党组织就可以举起这根反党的大棒，朝他打去。这个人就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永世不得翻身。在中国，直到现在，老百姓也不敢批评共产党。这在中国人中，形成了一种怪癖：只要共产党说它好，它就是好的，不能说它坏；如果共产党说它坏，就是它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一辈子也好不了。同样，在一定条件下，共产党形成的某种规矩，也是不能破的；谁要是改变，那便是大逆不道，理应受到群起而攻之。所以，1957年祭起的这个规矩，便在一些人的眼里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禁规，也是自己用以警惕自己的戒律，不能越雷池一步。一些领导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作为他们打人的棍子。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正式提出，反对基层党委，反对基层党委中的某个成员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因为基层党组织就是基层党组织，党中央就是党中央”。可想而知，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次党禁的大开放，舆论上翻天复地的大转折，思想上的莫大解放。不过，这在青年学生中，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而对于老干部、老党员来说，这简直是翻了天，令他们接受不了。在他们看来，从1957年以来定的这个规是不能破的。破了这个规，共产党的权威就无以树立了。可以说，不少老干部、老党员就是抱着这个态度对待初期文化大革命起来揭发党委问题的人，因而提出了保卫党委的口号。同时，也有那么一些高级干部自以为老子就是党，一直坚持这根大棒，用以对付反对他的人。于是，他们在背后宣传他们的老一套观念，并使用种种手段，拉一些人保自己。单位个别行为无碍大局，而如果成为全国有组织的对抗，就会演变成内战。这是后话。但是，不论怎么讲，在当时，在全国，在哈尔滨，党禁打破了，多少年来被学校党委压制的各种不满、积怨和意见，终于变成火山而爆发了，各高校的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起来了，并迅速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我们哈师院联系本单位的文革烈火是这样烧起来的：
党委书记杜若牧，对于引入本单位的运动，打破往常的做法，没有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动员大会，而是只召开中层干部大会做了简单的动员，要求各个部、系、处、室发动群众联系本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