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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梅对我的关爱，尤其对我的身体备加注意，吃什么东西，总要把好的、多的一份给我。她总有她的章程：“孩子主要是营养、不偏食，美味、珍奇、好吃的东西以后还有的是机会。”你最近太累，天天讲课，熬心血，需要补充营养。“”昨天你又熬夜了，今天你多吃一个鸡蛋。“”累点不要紧，但营养要跟上去。“她总是有理、有利。她给你夹菜，可以把住你的手，非接受不可；你给她敬菜，她常有婉词推却，如果学她把住手的法子，就会形成”武斗“，常常以我甘拜下风结束。
玉梅对我的疼爱，是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切。我在家，不能打个喷嚏或有两声咳嗽。因为在她看来，这就是感冒的前奏或别的什么病。我跟她理论人体的体温自我调节机制，她就搬出某次某次的感冒发烧也是起于青萍之末的实例，非得听其言不可。这种爱疼，我十分感激，但有时使我感到过分，甚至受不了。我说：“人的生命力，其实是很强的，不见得你想象的那么脆弱，有点病就吃药，这样反而不好，人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有时，我刚觉得鼻塞或连打喷嚏，不愿意马上吃药，以后严重起来，她就反唇相讥，“怎么样？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我只好认输，向她检讨。有时我就说，“你最好把我用纸裹起来。”她就诙谐地说：“我正在发明这种用纸，等着吧，用不多久，你就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这方面的广告！”
玉梅把一切献给了家，献给了我和孩子们，但她可不是对工作敷衍塞责的人。她希望自己是个贤妻良母，也希望自己是个摸范工作者。她积极工作，从不轻易迟到、早退。经常带病工作。她担任工会小组长，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多次受厂里奖励和表扬。对于各项集体活动从不退后、示弱。平时，单位搞什么节目表演，也不落场，并常常要我帮她一把。每年过三。八节，总要我为她出些主意。80年代初，我们的心情与当时社会时势很不合拍。但是，要玉梅出的节目，她还是如期并出色的完成。甚至连墙报投稿，她也不甘示弱。
玉梅对朋友、对同志总是满面春风，笑脸相迎。从她的外表，人们很难发现她有什么难事或不快。对世事的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却同时还有一种乐于助人且宁可人负于她、她不负人的美德。这是她很对我脾性的极为重要的一点，使我颇为满意。有那么几件往事的碎片，总在我脑际浮游。
在我负责招生工作时，总有一些人能找到我的家，个别家长甚至还拿点东西，我坚持拒收、不拿走东西不谈事。这一招很灵。一是因为当时政治清明、社会风气好；二是人们也知道我的真脾气，说到做到。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街坊邻居，或个别托朋友办事，事情办完了，等到过年过节时，送点点心或水果什么的，而且往往是我不在家。玉梅就暂且收下。然后由她送回人家。她这么承诺，也是这么办的。她说：“我们不能要人家东西，一定得送回去，这叫做舒舒服服犯错误呢！”
在礼节上，有一件事，对我和玉梅震动很大、教育颇深。那就是，我的一位朋友的岳父去世，那时，我刚从牛棚出来，手头拮据，可以说连发信的邮票的钱也感觉吃紧。同时，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又不知道东北的风俗。于是，按照我们老家农村的做法，于知道忌日的第二天，买了两样点心，去看望其岳母，表示对故人的悼念和其岳母的慰问。不料，这位老人以后好不满意，对很多人说我们不懂事。这以后，玉梅以此为鉴，多次对我说，千万要注意朋友之间的礼节，不能马大哈。还说，：“宁可咱们吃点亏，也不能让人在这方面给我们饶舌！宁可自己困难点，也不能轻视同志、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
我们在极端困难时期，有些朋友、同学给我们送点东西，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还礼，不欠人情。
我们相亲相敬，来自于彼此信任和尊重。应该说，她对我的爱，带有一种崇敬。用她的话说，觉得我有些不凡之处。但是，这种崇敬，却也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像古代那种百依百顺的“从夫”；也不是听任我对她的任意指挥，任我对她施加影响和压力，甚至随便对她发脾气、或呼来唤去，像现在某些女人那样“靠男人”。当然，我本人也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倒是一个怕老婆的“模范丈夫”。我们之间有事总有商量。她觉得，我处逆境，心情不好，有时迁怒于她，迁怒于孩子，是可以理解的的。对此，她也根据情况，有时取“容忍”之态；有时，则针锋相对，予以“回敬”。这种磨砺，时间长了，就是相互包容吧。我们彼此静心静气时，回想这些又感到这也是家庭生活不可避免的，“不打不闹，不成夫妻”，虽然，我感到这代价是“咸涩苦口”的，甚至觉得她不够“温柔”。
因为我不坐班，特别是当教授以后，我讲课减少了，给人的印象似乎我们俩形影不离，总是成双成对地上街、参加晨练、晚间散步。偶有我们其中一人出门，人们就要问：“那一位呢？”
我们的和谐，并非可以排除万难。80年代初，尽管玉梅持家有方，一分钱也掰成半儿算计，但总奈收入有限。有那么不小的一段日子，人均25元多一点的我们，虽然文教办这些年给些生活补助，还是困难复加。幸好，家里人丁还算健康，没什么大病。我们的内衣内裤和袜子，补丁摞补丁，必要的毛巾、牙膏、牙刷都不能为继，甚至连写信的八分邮票钱，也感到最好不花。我第一次体会到穷困潦倒、山穷水尽的真切含义。于是，我和玉梅反复商量，要在家里的物件中物色一些可以变现的东西。目光四望，将家里的里里外外扫射了一番，思前想后，算来算去，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忽然眼睛一亮。
“卖花！”我俩几乎同时呼之而出。
“我去卖。你帮我把花拿到集市上就行。你去不好。”
“有什么不好？”我说，“古代伍子胥困难时可以吹萧行乞，韩信贫穷之际，敢向洗衣婆讨饭，我范正美潦倒卖花变现有什么丢人？”
星期天，我们起了个大早。像是同亲人骨肉割舍那样心情沉痛，把我们心爱的月季、文竹和吊兰卖掉了；那年花价好，换了九十多元钱，缓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可是，那印在我脑海里卖花的情景却像灌制的影像，怎么也抹不去。
那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驮着花盆，推车而行。在去早市的途中，百感交集，脑子很乱，玉梅很理解我此时的心情，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跟护着车。我感到步履沉重，脑海波涛汹涌。这是我们用心血培育的花卉，“枝低疑欲舞，花开似含笑”，它们给我们家带来的生机和欢娱，实在叫我们爱怜不舍。再者，以我的素质和能力，生活拮据到了这步田地，到底是我变了，还是世道变了。我不时对着花卉说话：“亲爱的月季、文竹和吊兰，主人把你们请到我家，你们为我们奉献了芬芳，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如今主人穷困潦倒，山穷水尽，实在对不起你们。现在只有你们可以给我们帮个忙，缓解一下我们的困难。你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会永远想你们的。”
是物随人愿，还是人情化物。那天，这三盆花卉显得格外的喜人、诱人。月季满枝花红似染，许多含苞欲放的花蕾也是一派争妍，素香绿树，玲珑可爱，似乎向我们告别：“主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又像是对路人说：“买下我吧，我要帮我的主人一把！”这样美的花，人见人爱，一会儿，就被一位男士不还价地抱走了。
文竹纤细，青翠欲滴，仪态万千，温柔可鞠；吊兰，叶条丛生，细长下垂的花轴，从叶丛中伸出，由我给它打了个盘结，更显出别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魅力，发出一种夺目的光彩。它们一齐被一对青年夫妇捧走，告别了我们。
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心爱的花卉，跟买花的人走了，目送着它们，直到看不见，心里难受极了。因为这不是卖花，而是卖我们的人身境遇。玉梅背着我快速地擦了一下眼睛，还是被我看见了。从早市回来，我们谁也没说话，惟恐伤了对方的心。
为了度日，同样的卖业，我们一共进行了三次。以后又陆续卖掉了对子红、君子兰、兰草和八宝常青等，而且卖价还不错。但每一次心情都不好，有那么几天感觉不是滋味。正是所谓“从容只是愁风起，眷恋常须向日西。”
玉梅命运多舛。她所在的单位——国营哈尔滨电子仪器厂，原来在全国电子行业中，首屈一指，名噪一时。工人穿白大褂上班，穿拖鞋工作，而且地理位置也好，在南岗——哈尔滨腹心地段，令人羡慕而折腰，曾为人们择业的首选单位之一。我从绥化回哈，托我老师帮忙，又亲自找厂长做工作，好不容易把她安排在厂里做检查员工作。这里离我家只隔两条马路。当时计划经济，工厂办得很红火。1978年之后，开始有一段也不错。当时，电子产品短缺，竞争不明显。别人搞录音机赚钱，他们也跟着赚钱。随着国家市场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由于厂领导决策失误，未能瞅准电子行业发展的世界总趋势，以及本厂在全国同行业格局中的坐标，而是跟着热流走，在技术力量、设备落后的情况下，投资跟不上，产品档次低，功能差，质量上不去，致使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产品积压，开始走下坡路，以后越滑越远。于是想寻求同外资合作，先搞了一条录音机日本技术生产线，然而动作迟缓，效益仍不见好转。光阴荏苒，不觉已经到了80年代末期。这期间，厂里领导不睦，个别人争权夺势，互相攻忤，宗派风起，市里频繁调整厂领导班子；历届班子多次出国考察，总是找不到挽救危机的良策，而时不我待，每况愈下。除了个别车间勉强维持日子，全厂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