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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经受伤的心，因为批潘之后重新启用而又焕发起来，正在热情奔放、意气风发之时，因为毛泽东的逝世而再一次受挫，像断了线的风筝，从天上重重地摔到了地上，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彻底回到了现实。
我从牛棚回到家，在玉梅、孩子们的目光中、话语里，深深感到家庭团圆的兴奋，家人相聚的深刻涵蕴。那种曾经长期颠簸、惊涛骇浪的远航忽归，到了避风港，令紧张的神经真正得以放松的回味所带来的舒畅和安全感，至今仍使我的记忆波浪翻滚。在这里，他们理解我、接受我，给我自由，给我快乐。我可以说心里话，兴致来了，引吭高歌，也可以手舞足蹈。玉梅上班、孩子们上学之后，我可以静心地读书、写字、看报；星期天，我们一家人，可以携手，到附近的儿童公园或松花江边，共渡愉快的一天。在等待作结论和重新分配工作的那些受煎熬的日子里，家人的爱和情，使我的不幸、焦躁和思虑，减了七分，得以喘息、舒缓。
我开始了寻常老百姓的生活，也开始了普通知识分子的读书、写作生活。
对于家的概念，我一直很淡薄，或者说很朦胧。我少年定婚、成婚，脑子里一直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疙瘩和说不清的遐想，加上两地生活，直到潘复生整我，遣送我去绥化劳动改造，我才意识到，我应该有个家，以免孤身一人。于是，我跟玉梅谈了我的想法，没成想她愿意跟我去受罪，而使我在艰难中有一种家的温馨，避免了长夜难眠的种种烦恼和困苦。在绥化，是我们夫妻生活的真正开始。那时侯，省里派性搞得很凶，三天两头要人搜集和整理我的材料，八一厂属于捍联总的据点，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令。但是，因为我行得正、走得端，群众明是非，少数人想搞点名堂，也掀不起风浪，潘复生也就无可施其伎。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一家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批潘以后，我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工作一忙起来，或者说我的境况转好了，我的家庭概念又淡薄起来、朦胧起来。这一浮一沉，一淡一浓，都因为我内心追寻一个梦想，一个从小追寻的梦想。
我从小受母训的激励，崇拜爱国英雄，心驰神往地就是报效祖国、报效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我是从中国历史的深切比较中，从一大批志士仁人追怀新中国回国建设的感人行为中，从一些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作家）的文章中，从我祖宗三代变迁以及自己的理论学习中，而产生的内心确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我心目中，就是新中国的代名词和象征。经过社教以后使我懂得，中央领导集体，并非是一个铸成的铁板整体，而是其成员充满个性、富于思想，并存在分歧、充满斗争的组织，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像从前那样个个令我尊敬、佩服。通过社教、再经过文革中、后期，又使我懂得，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以及共产党内，有着崇高的威信，但也不乏反对者；毛泽东虽然高瞻远瞩，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继续革命的问题，但并非是一个完人，他有着浓厚的家长作风和帝王思想。他的双重人格，妨碍了他的理论的彻底性和实践的科学性。我的这些认识是在历史行进中逐步发现和增进的，限于我的条件和能力，我却不能选择、不能超越。历史的、毛泽东的局限性同我的良好愿望与书生气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论历史怎么看我，我可以对历史说，我是一个和平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中生长的青年，崇信中国共产党、崇信毛泽东。我孜孜以求报效祖国、报效人民、报效中国共产党，又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世界大动荡、大革命、大改组的年代，顺应时代的要求，紧跟毛泽东、紧跟中国共产党投身文革，直到毛泽东逝世。这就是我不能改写的历史。幸好，历史是一面镜子。文革历史这面镜子，同以往的历史一样，既可以观照，也可以透视。人们通过它，可以将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看个清清楚楚。我自己也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的覆灭，寻找自己的新生。
我希望自己为祖国、为人民、为中国共产党效力的梦想，经过清查的灭顶性撞击而碾作粉尘。这种粉碎，是心神俱灭的无情客观打击，也是生命元素重新聚合的精神自新。我相信历史、相信辩证法、相信人生的回旋。我会通过历史、通过辩证法、通过回旋获得新生。这新生，来自我的学习与奋斗，更来自我周围的友谊，来自我的家庭对我的期待。我还在牛棚时，玉梅每次来看我，经常这样说：条条大道通北京。你是大学生，凭着你的聪明才智，凭着你还年轻，凭着你的努力。干什么都可以干出成绩来。我相信你看得比我远、想得比我远。风物长宜放眼量。家里有我，你尽可放心。你现在抓紧读书，我看做得很对，人就是要有这股精神。还要什么书，开个单子给我，我想办法。
竹篙挑水后头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体。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要为我省钱。
一定要保证有个好身体。要坚持锻炼。
这些直白的话语，既简单，又质朴，却闪烁智慧，带有哲理。这是她当着看守们讲的。我听来直入肺腑，感到玉梅理解我，与我同心，使我没有后顾之忧。后来，我的情况大白于天下，到1978年，我已经很“清闲”了，我和她还可以完全避开看守，在这时放满红砖、准备在附近盖房子的运动场上，找个避人的角落说说心里话，和我亲热，商量一些事情。我要当教员，就是我在牛棚征得她的意见而定的。
“笑颜放眼看物华”。我决心重振我的家，要当好丈夫和父亲。我是学政治的，在文革中，政治把我推向了巅峰，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时不笼罩在政治氛围之中。文革风暴揭发出来的干部问题，所激起我的感叹、震惊，仿如眼前，我当官以后，总觉得群众在看着我，警告自己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不要当少爷，因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夫妻关系、父女关系、父子关系，无不落上政治的粉尘，连平日说话、上街、家庭活动，采取何种方式方法，有无政治副作用，群众和相关管理者作何感想，也要三思而后行。刚搬新家，差不多与我们同时回哈的栾国武曾建议我打一套家具，答应只要花很少一点钱，他帮我操办，我怕影响不好，个中有暗语，而婉言谢绝。我说服并同玉梅商量，用白布围个墙角当衣柜，也是很实用的。
由于我的思虑，时常因为一些日常琐事，两人拌嘴。玉梅认为我对自己、对她过于刻薄，用不着；我则认为，新干部对自己及其老婆不能不严格，不算多余。我大道理不离嘴，什么要以小见大、防微杜渐呀，什么要警惕乘职务之便的特权思想呀，什么群众瞪大眼睛看着我们呀，什么要警惕舒舒服服犯错误呀，把纲上的高高的。因此，有时弄得很尖锐，把她说急了，他就说我怕丢了官；我就回她：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赢。有时，旁边有司机或干部，我只得忍气吞声，自认老婆工作不好做。有时，互不妥协，弄得好几天不愉快。事后平心静气，她觉得我言之有理，常常向我赔不是。因此，我又感到夫妻之间这一套未免滑稽、可笑。
比如，私事带玉梅和孩子坐公车或让他们搭我的车“捎脚”，或者审查新电影时她要求“搭看”。这些在我看来，也带政治，造成的影响于我于她都不好。我说，这些事宜禁不宜开、宜严不宜宽。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提出别人也没有像我这样拘束自己这么严，我只好赔笑脸说：这方面咱们不要同别人比，越比风格越低。她摆出一副哭脸。有时，她就笑呵呵地对司机说：只此一回，下不为例。司机当然乐于从命，我只是摇头。虽说家事难办，我也不能总是这么妥协。一天，她又旧话重提，被我抓住话柄。上车后，我郑重而带笑地对她和司机说：犯错误就怕自己做错了，又不肯改，常常拿这句话来原谅自己：只此一回，下不为例。这些事情，看似事小，但在群众眼里，可是特殊化、公私不分的问题。一、两次，大家可以谅解，次数多了，就是问题、就是错误。凡事要从政治上考虑。一定要警惕错误惯性、渐进性。错误的东西如果习以为常，就会把不正常的当作正常的了。因为这些区区小事，于你我、于大家都不光彩，又何必呢。经过这样对话，以后她就很注意了。
诸如此类，人们对于我们的这些做法和说法，也有知道说好的，以为一个年轻领导干部就应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也有人，特别是个别要好的朋友，说我是知识分子的迂腐——神经过敏；但多数人还是说注意一点的好，应该掌握好“度”。我经常感叹领导干部难当，她也觉得做领导干部的老婆不自由、受拘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