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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教研室主任田雨耕极力拽我。
但是，我要挪这么一个位，还得经省里批准。省电大一位领导说，因为我“不属于电大，而属于全省”。我料定电大负责人齐文志是会同意的。于是，为了便于他说话，我先找在宣传部工作的才起，他当时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常务。我和才起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他在物理系，1964年毕业。他在哈师院学习时，担任院学生总会主席，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工作上有过接触。我到省文教办任职后，他在省教育厅做一般工作。才起在文革中初期参加保守派。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为人正直，工作踏实，是个好干部。至于文革中“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因此，当省教育厅提拔干部时，我极力推荐才起到省招生办当副主任（副处级），后来任主任。他任职的这一段，我负责招生工作，又经常同他接触，彼此进一步加深了了解，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于才起的任职安排，我因此受到教育局个别造反派的非难，认为我提拔文革保守派，用人不当。所以，我找他，请他帮忙给电大说句话，他便很爽快地答应帮这个忙。经过他的帮助和我个人努力，我很快从图书馆调到经济教研室工作，时间在1984年底。当时经济教研室属文科教学部，1985年下半年从文科部分出来，成立经济系，以后改成经济教学部。
从1983年秋季开始，电大的招生热潮，由文科、理科转向经济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一开始把价格改革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当时的经济类设有工业经济、工业企业经营管理、工业会计、商业经济、商业企业经营管理、商业会计、工业统计等专业。根据中央电大安排，聘请著名高校教师编写教材，并担任主讲教师，由中央电大和地方电大的教师担任责任教师。在这种情况下，“商业物价”便成为经济类各专业的必修课，使用北京商学院童宛生编写的教材作为全国电大统一教材，并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由中央电大统一命题、全国统一考试。根据成人教育的特点，学生学习时间分为脱产、业余两种情况编班。文革期间，大学四、五年没有招生，这些“被耽误”的一大批高、初中学生“知识饥渴”、“求学饥渴”，成为电大学生这几年的主力军。这时的全国广播电视教育，并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赞助，电大的文凭享有国际待遇，在大学招生有限的情况下，这些学生几乎一窝蜂地挤入电大的“快车道”，因为全国当时广播电视落后，实际教学方式多采取面授的主要形式，所以师资特别匮乏。
因此，我到经济系工作，对经济系是个缓冲，受到系主任田雨耕及全体老师的热烈欢迎。田主任比较了解我的情况，马上找我谈心，并送给我一套经济类工具书，征求我可以教什么？我说：“除了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我不想搞以外，因为这些课程政治敏感性强，我想暂时回避一下，以后再说。经济类的其他专业基础课程，我都可以试一试。但我服从分配，听从指挥。”
于是，田主任当即安排我负责商业方面的课程，叫我先讲“商业物价”，并担任商业物价课的责任教师。
我是从1984年寒假开学之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的。回忆至此，我当时亢奋的神经，此刻被记忆的因子再次激活。因为，我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缺钱。而当时只要讲课，不论校内校外，一律给讲课费，而且给的比较高，为了多挣一点，除了半天到校日（以后改为两个半天）以外，一周五个半天再加上周日，几乎白天的几个小时、晚饭后的两个半个小时，全部用来上课。备课和读书全挤在早晨和晚间（不过，我的晨炼从不间断）。上课地点有远有近，远的地方，乘车难，常常一等就是一、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以上，冬天北风削面，手脚冻得发麻；夏天顶着烈日，汗流满面。那时，我四十五、六，感到身体很好、精力异常充沛，只是觉得与孔方先生久违，这时重新与它拥抱而特别受激励，真不知疲倦、辛苦这些字是怎么写的。
我从1962年由电机校出来上师范学院，到今日重上讲台，再执教鞭，噩梦般转了一圈，联想黑格尔的三级序列、一切事物不能摆脱的螺旋式发展，真是万宗感慨，跃然心头。
人生的回旋，甜、酸、苦、辣、香、涩、咸，七味俱生。因为它意味着以前的道路，或者是选择有误；或者是某种意外的事变被逼迫；或者说不清的其他什么原因。我不认为，自己参加文革是一种选择错误，回忆的轨迹表明，依据历史条件，像我这样的个性和为人，参加文革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对此，我无悔、无怨。我也不认为，今日我的择业是一种政治强制；因为我还有选择其他职业的“自由”。对此，我同样是无悔、无怨。我早已开始厌倦政治了。当然，如此党内处分，于我是不公的。除此之外，我选择回到教师岗位、重执教鞭，是我的一种明智之举。我问自己：是历史的回头，还是恶性循环中的怪圈，或是上升式的螺旋？我自信自己是上升式的螺旋。如果，我把文革前的教学直至上大学看作正旋，那么文革和清查的洗礼就是反旋，这次重登讲堂就是再一次正旋。显然，这是自己知识、智力和能力，也是自己人格和生命的一次飞跃。为此，我感到很欣慰。感怀这种回归和上旋，追叙人生，于1985年5月4日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我写了一首《重上讲台有感》。记述了自己的心境：
重上讲台我亦欣，二十三年路艰辛。
常因冷暖从民绪，未以苦乐效国恩。
沉浮感念寒暑志，上下关情师生真。
平生常笑争市利，唯有清郎遗后人。
“商业物价”是一门新知识，加上多年未讲课，又同实际缺乏接触，且同别人不一样，当教员是我极力争取来的。因此，我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如果我掉以轻心，不仅砸了饭碗，而且自毁形象。我一定要为自己争口气，不让人们向我翻白眼，说闲话，给人饶舌的机会。所以我特别用心备课，注意讲课方法。我觉得，教师给学生的第一印象最重要。因此，我特别精心设计第一堂课的每一个环节及其细部，讲究教学艺术。从板书、课堂用语到思想内容、教态，每一个方面都细细地考虑到。要努力强化吸引力，多方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使之信任老师，相信跟着这位老师一定能够学到东西，争取给学生以美好的“第一印象”，从此愿意跟我学。
为了保证每堂课的教育教学质量，把知识准确地传给学生，积极引导学生紧密联系实际，我经常备课到深夜。有时为了叫准一个概念，不厌其烦地翻阅多种词典，找寻相关的资料，进行比较、推敲；家里找不到，就跑图书馆。有时为了明确某个原理的细节，甚至一个计算公式的推导，弄不到十分把握，我就走出家门去请教别人。为了更好地联系实际，我三上省物价局探讨价格改革的有关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了理解商品销售理论价格计算公式的推导，我利用休息日到省商业干校，专程请教宛文国老师。为了强化联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丰富习题，我还跑到黑龙江商学院去请教有关老师。至今我还保存着王伯文、王开基、张弥臻这三位老师的《物价习题集》。为了帮助学生全面复习“商业物价”，我还利用去北京的机会，去北京商学院找主讲老师童宛生，探讨有关“商业物价”教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探讨有关教学的思路和体会，听取期末复习、考试的指导意见。为了帮助学员们全面提高学习质量，增强价格计算的实战能力，搞好期末复习，我和宛文国老师合编了一本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商业物价学习指导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所有这些努力，终于得到学生和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好评。如前所述，当时电大经济类学员火爆，讲商业物价课成为高校的一种时髦。我的辅导课受到学生们的推重和赞扬。如在哈尔滨青年宫，当时举办的电大经济专业就有多个班级，同时几个教室开课。某大学一位老师也讲商业物价，与我同时在这里开课，形成了与我并列的擂台式的竞讲局面。因为我的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紧密联系实际，课堂活跃，学生们纷纷跑到我这边来听课，弄得那位老师十分被动，以后不得不调整她的讲课时间。
商业物价课的成功，使我在经济教研室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学校和教研室的信任。从1986年开始，经济类普遍开经济法课。省电大缺经济法教师，学校和系里正为此犯愁，我便主动请缨，得到学校领导和系里的积极支持。我没有系统受过法学训练，还是大学学习期间，有一门“法学概论”课，因为社教而没有开出，我自学过老师编写的这本油印教材。1978年之后，我曾经借过宪法和有关刑法资料研习过，那是为了应付突然事变——自己一旦被捕——而作准备；以后又想研究经济、社会与法的关联问题，对法治、法制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一有机会就看这方面的书刊。提倡法制建设以后，特别是自己对文革的思考，更觉得有研究法的必要。这次有机会开课，为教而学，自信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能力适应经济法的教学需要，便挺身而出，解决了学校的难题。
为了开好这门课，除了自己下大力读书外，我还作了各种努力。首先，我主动争取经济法的教师培训会在黑龙江省举行。当时开会有三个要点：一是风景游览区；二是食宿好；三是服务好。我认为到镜泊湖去，准能得到中央电大责任教师的同意。为此，我请田主任同我一起跑牡丹江、上镜泊湖考察，联系会议在镜泊湖宾馆召开的具体安排问题。果然如愿。培训会期间，我建议为各地教师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