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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计不成，我和玉梅又策划开饭店。因为多种原因，也没有开成。首先是没有门市房。我家住在花园街32号二楼，不临街，曾跟房产部门联系，试图在外面接个梯子，房产部门讥笑我异想天开；几次联系同一楼串房，我们还主动提出给他找钱，他们也不肯挪动这好地方。二是我担心有关部门作梗，工商部门不敢批，公安部门出面干涉，怕因为我是造反派头头，说我以开饭店为名，继续搞什么地下活动；或者让公安部门盯上我，行动受拘束，岂不是作茧自缚。三是我还有工职，手里端着饭碗，不去试把，做点认真地探讨。四是孩子小，我觉得他们很聪明，怕误了他们前程。再者，最重要的是，我酷爱读书写作，不肯扔掉书本，从此变成“下九流”。读者可知，没房子，当然是物质基础，但后三条才是我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老师胡云飞说得好，主要是有饭碗，没有把你逼下海。同时，你太爱孩子，担心孩子不能成材。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终归没有下海，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自己既不适合搞政治，也不适合经商。在我看来，经商要会随机应变，要善于自吹自擂，能说大话，甚至假话、谎话，“十个商人九个奸”。后来有人出高价，找我合伙办公司，就因为在某些基本想法、做法上存在分歧，我感到惊恐，而与之分道扬镳。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发表以后，中国再一次掀起经商热，史称“全民经商”，热浪翻滚，我也曾为之动心。在哈尔滨，当时最让人为之倾倒的是对俄民间贸易炒得火爆。人们以廉价的劣质日用品例如旅游鞋、羽绒服之类，过江就被俄国人抢购一空，换来高额利润；边境的绥芬河、黑河的许多居民，一夜之间就可以神话般地挣回数以千计的人民币。他们一手做买卖，一手腾出房间招住商人和来客，两路进财。人们风传生意好做、钱好挣，都可以进入富人国。此外，还有其他生产资料，也突破民间贸易的关隘，一股脑做起来。人们趋之若骛，利用各种关系，同俄国人做买卖，追崇暴富。情势所动，金钱诱惑，我和玉梅也受一些朋友的拉拽，居然同人联系钢材、汽车、化肥什么的。后来，经过一两回，我和玉梅才从这些噩梦中惊醒过来：我曾得到一位不错的朋友的电话之约，他手里“得到”一台“嘎马斯”车，于是我和玉梅立即出动。谁知就是这台车，竟有二、三十家同时发出喜报，我们大呼上当。有时，根本什么也没有，人们就像蒲公英见风一样乱飞，亡命地起早贪黑地奔忙。这些情况教训了我们，这是庸人自扰、无谓的时间浪费。同时，望风捕影，也不为我的性格所能容忍。这次对俄贸易热，我看到、碰到或听到，我的朋友、同学和老师几乎无人未被卷进去。
经过这样几次折腾，我就不再去做发财梦了。应该说，我不是做买卖的那块料。在黑龙江省，原来不同观点的两派头头——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刘雪峰、韩潮、宋振业——除陈造反外，其他人都被“三开”，都做买卖了，而且成为大买卖人——企业老总，挣了大钱，置办了资产，只有我——也曾有拽我合办公司，几次因为在守法、纳税这些问题上存有歧见而作罢——还是一个普通教授，吃粉笔灰、爬格子，靠工资生活。
人的生命一半靠物质支撑，一半靠精神支撑。我的生活不能离开书，离开书就像缺氧那样难受。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予书》说得好：“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如今我决意要重执教鞭，就更得读书，而且更要认真刻苦地读书学习。最要紧的是，人生的精神支撑在于理性；理性愈强，生命的自觉性愈强；生命的意义愈大。每逢生命旅程的关键时刻，我就是捧着书本、寻找理性的支撑而顺利实现历史过渡的。正是在书本上通过与前人或哲人或智者对话，使我进一步领悟人生，感受人生，就是奋斗，就是自强，应该直面人生、直面困难、超越自我，得到前进的向导、克服目前困难的悟性。人生不能总是一本正、一条道，可也不能掉以轻心、玩世不恭。从来击倒自己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尼采从书缝中告诉我，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克服自己现在的状态，去努力实现与自己相称的理想状态。我不相信，我从此的命运只能混时度日，而不能重铸人生。爱默生从书架里跳出来这样警告我：“也许有人想说，从命运角度来看，命运主宰一切。如果这样，我们将告诉他，命运的一部分是自由的。相信命运和运气的人，仅停留在极为低级而危险的水平上，他们正招致自己所恐惧的不幸。”我喜欢尼采说的，一息尚存，也要充实。在我看来，所谓穷困潦倒，其实是精神崩溃。只要自己把内心的灯点亮，自己周围便是一片光明。
然而，我的一位校友——历史系的L对于当局能让我当教员表示极为怀疑，以为绝无可能。一天他来家，看我正在埋头看书，便大发贬词，认为我这把年龄、这个时候，发奋读书毫无意义，很不现实，不如做点什么买卖，或是做些不大用脑的事，教育好孩子，自己也图个轻闲自在。因为是好友，说话很敞开，但他的言词不乏讥讽。我当然要把孩子教育好，但我自己也要刻苦奋斗，做一次最后冲刺。我不愿意空泛地讨论人生问题。因为对于人生的空泛议论，纯粹是经院哲学，谁也难找到说服对方的词语和理由。同时，我此时不便拿出什么名人高论同他理论，也不应该深谈我的什么弘志大愿与他交流，因为我是落难之人，应该若愚若傻。我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需要人说同情、怜悯的话，也不希望别人以为他是智者，对我可以指手画脚，更不容别人挖苦讽刺。他走后，我想，历史上多有劝学、勉学、鼓励积极为人处世的故事，哪有如此这般劝人不要读书、教人混世的先例，于是，脑海掀起一片波涛，感到心事难伸，就这事写了一首诗。
某友讥吾读书记作认命此生尽愚顽，时羁何再累物迁。
书林踏觅无终日，乐在其中不知年。
人生的定位、颜色和亮度，也许因为折变，而变得浪漫，或者演成传奇。一些偶然性因素，常常成为决定性原因。或者一个事故，或者一次会友，或者一次夜读，或者其他意想不到的突发事情，往往改变一个人的方向，甚至命运，使其人生发生戏剧性转换。我到黑龙江省电大工作，就颇具偶然性。
如前所述，我想到高校任教，一时却又苦于没有渡桥。正在我决意重新从教、踌躇满志之时，1984年4月的一天晚饭后，我和玉梅在花园街散步。我们平常很少从这个方向走，也许是天赐良机。我们漫步在花园小学门前，不期遇见了在黑龙江电大工作的张志生。我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说过，张志生是我们的广播员，文革后期也是炮轰派。她，为人热情、爽朗，快言快语，乐于助人。久别重逢，相见备感亲切，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寒暄之后，谈及我想找个学校当教员的想法，她感慨不已，热肠未减，极力拽劝我去省电大，认为目前正是时机。
“电大，现代远程教育，打开电视学习，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你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通。省电大，刚组建，缺教员。你去教哲学、经济学，多好！”她显得十分兴奋，说话惯用短语，给人一种激情四射、满腹信心的强烈感觉，很打动人。又向我介绍了省电大现有哲学、经济学教员的情况。说完，向我亮出V形手势，走近一步拍拍我的胸脯，爽朗大笑。
“你去真行！”分手时，她又拍了我一下肩膀，用力推我一把，仿佛这事她一言就这样敲定了。
社会生活的游戏就是这样：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顺应时代潮流，风云聚合，走过一段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凡历程，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相同的观点和一致的人格，以共同的生活体验，所结成的友谊是惊天动地的，无论什么缘由、无论分隔有多远、多久，我们的心总是息息相通，一拍即合。历史、地理可以使我们分开，但我们一见面，给彼此的信息所产生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仍然具有巨大的信赖力和推动力。就是张志生这么几句不多的话，于我当教员业已形成的回旋器中，又平添了一个强力加速器。第二天，我先通过贾德华打听省电大一把手——齐文志的意愿。齐表示愿意接纳。于是，我自己到文教办运作，没过几天，我便去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
公元1984年5月1日，我生命中重返教师岗位的第二个旅程正式启程！
到了省电大，开始按照上头的旨意，分配我在图书馆工作当图书管理员。能到电大图书馆工作，使我非常高兴。一般人不知道，以为在图书馆工作，什么人都可以。其实不然。在我看来，只有有学问的人才配在图书馆工作。我虽然没有学问，但我有志搞学问。因此，我很高兴。而且，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的一个跳板、一个中转站，有机会我就可以当教员去。
社会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已经沉落，现在的问题还是“上老不通谅”，他们对政治还颇有余热、颇具关注之心。我得慢慢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在图书馆，我可以免费看我要看、想看的书报资料。长期的失群生活，使我变傻了、变钝了。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