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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春天，当时我是哈师院政治系学生，正准备毕业论文，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什么认识，只是从社教回来以后，认识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越来越尖锐，但什么是修正主义，谁搞修正主义，并不明确，心想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对的，一切听毛主席的；谁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我就和他斗。
因此，根据当时中央报刊和党委的部署，我积极参加了批判“三家村”的活动。这期间，院党委选出了一批学生干部去参加市里的有关揭批大会，我也是被选的代表之一。这样，我第一次由学院开始接触社会，听市直机关干部批判（郑依平），觉得义正词严，有根有据，问题相当严重，联想到社教中所揭发的事实，心想自己应该积极参加这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斗争。后来在南京匡亚明事件特别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对我震动更大，开始积极参与给学院党委领导同志写大字报的活动。当时我们提的多是教学方面的问题。以后党委派工作组进入政治系，我被指派参加了党委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有党委机关干部和政治系的师生代表组成，学生代表只有两人。当时我认为这是党委对自己的信任，觉得很高兴。当时我想当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既怕党委说我乱来，又怕同学们批评我压制群众运动。因此，我采取的态度是，听中央报刊的，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紧跟党中央的号召。这样，我在当时的做法，既得到党委的支持，也颇得到同学们的“拥护”。
省委七？一八会议之后，我的脑子“轰”地一下，认为又要抓右派了，但联想中央精神，对于党委对前一段的估计想不通，认为自己的做法和当时中央的要求是一致的；不是做过了头，而是做得不够。在工作组、老师的帮助下，我在班级检查了自己的言行有些地方有不符合党委的地方，同时还表示要积极正确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我觉得当时我是诚恳的，但从这以后，我感到党组织对我疏远了。我本来是学生干部，有很多重要会议也不找我了，感到有人要在我身上做什么文章似的，思想上感到压力很大。
在这个期间，我非常困惑，成天坐在图书馆里，看中央报刊和毛主席的著作，看鲁迅的杂文。正在这个时候，听了《十六条》广播，小道又传来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认为自己是被压制的革命小将。同时，这期间，有许多哈军工的学生到学院串联，其中多是高干子弟，这是生平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人。听他们谈到了中央的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觉得自己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感到他们思想敏锐，站得高，看得远，身上有一股子为国家不变修的劲头，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于是，经常不坐车，走到军工、工大等校去听辩论会。在一次军工、工大的会上，我听当时省委领导同志讲，七？一八会议不符合中央关于文革的精神，是错误的，可以批。回到学院以后，一些同学和我共同倡议召开了师院造反有理大会。会后，我被选为造反派的头头。当时我的思想比较保守，只知道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解放小鬼，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又觉得运动来势很猛，必须慎重，便处处拿着毛主席给北京红卫兵的一封信。所以，一开始，我把我们的组织叫做红卫兵战斗队。后来各系造反派头头开会，批评我右倾、胆小。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就抓紧一切时间看中央报刊和毛主席语录及有关的材料，认为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讲的，造修正主义的反没错，于是改名为红色造反团。
红色造反团发展很快，由最初几十人到几百人。在当时的思想支配下，我们认为学院党委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自己，于是多次召开批斗大会，批斗杜若牧、常杰民、李群等党委主要领导同志，给他们扣上三反分子、黑帮等罪名。当时红卫兵人人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模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的大革命时代农民革命的做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给被批斗的人带大牌子、摸黑脸、戴高帽、大弯腰、游街等。当时我不赞成这些做法，认为这不符合中央规定，也脱离群众，所以在造反团的大、小会议上做过工作。但由于我的基本立场是“造反”，是什么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要因势利导，以后又认为这是枝节问题，不影响大方向，也没有什么，等等。因此在我主持的批斗会上，给被批斗的人戴高帽、带大牌子、大弯腰、摸黑脸等这类问题多有发生，严重摧残了这些领导同志的身心。杜若牧同志就是在我们学院批斗之后，又被当时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总部批斗，受尽了侮辱而含冤自缢的，使我们党、使教育战线失去了这样一位衷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干部，回想起来特别痛心。过去虽然也有惋惜之情，但由于基本感情没有转过来，对此认识很肤浅。但后来特别是近年来，每想到许多老同志死于不白之冤，心情十分沉重，而且日久年深，更加痛心。
对于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我认为当面说他们保皇派、保守派不策略，而应该团结大多数，这实际上就是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孤立头头，将他们吃掉，叫他们向我们投降。因此，各系批判对立面组织，特别是烧黑材料期间，使许多不同观点的师生员工受到了侮辱、迫害。
由于在当时，我们在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组织上，相对地区别于其他地方，中央派人了解总结了哈师院的情况，加上批语，以中发［1967］1号文件的形式发给各地。哈师院造反团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表扬，我因此也身价提高，全国各地红卫兵纷纷来访，市里许多组织找我，宋任穷同志到哈市个别接见了我，给了我很多鼓励的话。潘复生、汪家道派人到师院在大会上邀我参加全省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和省里的夺权活动。当时，我飘飘然，自以为与一般造反派不同，是党员、大学生，有理论、有头脑，是造反派中的佼佼者，当之无愧的群众领袖。因此，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当时我爱人从南方来哈），选我当红色造反者革委会班长，我竟不推辞地接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参与并领导了省里的夺权活动，并在我参与讨论的一号公告、二号公告里，把省委、省人委说成了黑省委、旧国家机器，要像巴黎公社那样，把它们彻底砸烂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同时，我极力为潘复生、汪家道抬轿子、吹喇叭，紧跟紧靠他们，在潘复生公开批评我“关键时刻，心慈手软，下不了手”以后，参与了潘复生、汪家道等制造的“一？三一”、苇河、伊春等地的所谓反革命事件的冤假错案，致使许多干部群众受到了迫害，使党的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捍炮两派斗争中，潘复生、汪家道在总理面前写了检讨，回来就撕毁，整炮轰派，自己挨批、被扣上各种罪名之后，这在当时对我的思想刺激很大，对搞政治很消沉，在下放劳动时，我想以后不再过问政治了。但是，在批林整风时，省里批判了潘复生的错误，又把我找回来，并安排作省委委员。这以后，我并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反而自以为是同潘复生斗争的英雄，特别是这以后，总理提名我当上了十大代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听到的好话越来越多了，我又一次昏昏然，进而背上了文化大革命一贯正确的包袱。
批林批孔初期，看到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文章，特别是看到江青、迟群、谢静宜在中央机关召开的大会上的讲话，我错误地看待了形势，认为确实存在着否定文革的思潮，不反击一下，就不能把文革进行到底。当时我既怕在新形势下，让人说自己把棱角磨没了，丢了造反派的桂冠，又想显示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进而所谓“立新功”。所以在批林批孔初期，在中发［1974］12号文件下达之前，我根据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来参加运动，又犯了新的错误。
我当时站在维护文革的立场，认为省里存在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多，省里许多老同志的三个正确对待并没有解决，应该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来解决。因此，我通过开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宣传反回潮，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观点。在对待当时省委领导的问题上，我认为汪家道早先跟潘复生一样推行错误路线，在运动中又搞得不得人心，以刘光涛为代表的省委，虽然有回潮问题不能低估，但应该肯定成绩。牛聂等人冲进省委大楼抢文件、围攻省委领导的事件发生后，省直机关部分干部聚集在栾锋家开串联会，打电话把我从黑大找回来研究对策。当时我认为省委有错误，应该是一批二帮，牛聂他们这样作，想把省委搞垮是不对的。因此，我主张开群众大会，揭发汪家道问题，打击牛聂等人的气焰，这是对省委的有力支持；为了体现党的领导，可以请示省委。省委是知道我们的底的，也是会同意的。但为了避免使老干部被动，不让牛聂等人抓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辫子，只有找军代表和群众代表。这样，经过研究，我同意以我和骆中喜的名义召开群众大会。这就是三？二三大会。这次大会特别是我本人以《打击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为题的发言，指向了省委领导同志。现在看来，都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当时，我自以为这次大会影响很好，认为当时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也是正确的。所以这次大会之后，我在几次串联会上又宣扬我的观点。当时我感到运动到底怎么发展看不准，要吸收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比如我是主张揭回潮、揪复辟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