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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在回家的通勤车上，我脑海直折腾：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料事如神，看人也是入木三分，比别人常常高一招。为什么对邓小平却反反复复。究竟是毛泽东宽厚，还是邓小平谲诈？是毛泽东的疏漏，还是邓小平的机智？是毛泽东的神，还是邓小平的鬼？或者，反过来，是邓小平的功夫，还是毛泽东的轻信？或许，是华国锋的软弱无知，还是毛泽东认错了人？或者，这样的历史大转换，来得如此迅速而顺利，从根本上说，是体制造成的。如果毛泽东不恢复文革前的旧体制，搞宪法控制下的民主与法制，而不是封建的册封接班人，也许今天这样的事情无由发生。他指定接班人违反历史潮流，而接班人又如此弱智。于是，终于成就了邓小平，掀翻了毛泽东最看重的那一半事业。也许这才是铸就今天邓小平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不敢断言，陷入一片思维的迷茫、混乱之中，差一点错过了下车的地点，是一位同路人及时提醒，方在我该下车的地方下了车。
我在林学院印刷厂当校对员，干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正在我精神上遭受灭顶性轰击之时，我万万没料想王兴亚对我耍了两面派，这使我精神上再度受到莫大的冲击、人格上受到莫大的侮辱，再也无法承受，决定再造一次反，“今日之路不能择，昨日之事不可悔！笑颜迈步迎头去，但看还有几回折。”豁出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突然停电，决定提前下班。楼梯间漆黑一片，我摸着楼梯小心翼翼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挪步，诚惶诚恐，惟恐失脚而踩空台阶，校对员小宋还护送了我一程，在我坚辞之下，她才离开，然而，多事之秋的我，祸不单行，小宋没走出几步，我以为到了最后一个台阶，一失脚而了脚脖子。我去看了西大桥骨伤科医院著名的夏大夫，夏大夫给我的脚正了位、敷了药膏，开了几天病假条，嘱咐我好好休息，我给组里打电话请假，并说明脚好了以后上班时带去病假条。这位王书记竟然忘了人间常有不测的疾痛和曾经对我开出的一份份承诺单，根本不作调查，不问究竟，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提高嗓门，凶神恶煞地责难我，在职工广众前给我抹黑。他说：“范正美刚来时表现还不错。可没过几天就说有病，现在在家里泡病号。怎么样，我看他这样的人就是不行。”
我在家只休息了几天。上班后，许多职工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怎么不好好休息，这么急就上班？个别工人师傅在我休息时，还偷偷告诉我“王兴亚说你装病”。我又感动，又气愤。感动的是，难得工人们的一片情；气愤的是，自己又挨了一闷棍。
在我看来，王兴亚作为一个曾经被打成右派而过来的人，应该更能理解人、体谅人，想不到他却好了伤疤忘了痛，竟然如此落井下石，陷害我。说实在的，省里还没有这样的人，敢于如此对我非礼，公然蔑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觉得在这样的人下面，我怎么干也不会有好。于是，我毅然决定铤而走险，不再去林学院劳动了。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在这样的人面前折腰。玉梅也支持我。于是，我就在家里真正养起“病”来了——定期给林学院印刷厂送病假条。
事实证明，我的抉择是对的。文教办、林学院后来都没有人来追究。后来我想，或许这持久的忽高忽低、忽紧忽松的政治马拉松，无限拖延，无限打击，下面的人已经渐渐冷下来了。其实，对付政治运动，老一辈就是这么一招。时至今日，人们厌烦你整我、我整你了。或许这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层夺权斗争造成的某种空隙，是一种巧合，而便宜了我。正是这种抉择，使我抢回了我的一部分生命，赢得了学习时间。
从林学院回家以后，我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主攻英语，并开始研究经济美学。同时，我还大量阅读古典诗词，看看《古文观止》、《古文百则》、《史记》和《资治通鉴》，借以排遣胸中的郁闷和不快。我深居简出，除了同玉梅、还有两个孩子交流，引导他们学习，听听广播，家里当时也没有电视，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同外界接触，也不想同外界多联系。学习英语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学习英语，使我打开并面对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买了一套伦敦原版《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订了一份《英语学习》杂志。那里面介绍的史料、典故、时事、趣闻和风土人情，使我大开眼界，饱受眼福，大大增进了我对欧美、特别是英国、英语国家的了解。
学习英语之余，读史、读古文、读诗词，便成为我同外界交流的另一主要途径。读史、文和诗、词，与古人对话，打开了我的情志，把我引向一个新境界。通过读史、文和诗，在古代志士仁人、诗人们刻画、演绎的意境中，尝到了无穷的乐趣。
“登高壮观天地间”，领略祖国河山之美：“一棹春风一叶舟”，随他们作大山名川之游：“坐对云山，一任炎凉变”，赏大人们博大的胸怀：“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学先人的奋斗不息精神：“已白穷经首，仍丹许国心”，抒发自己的报国之志：“生平辛苦今潇散，得丧荣枯皆历遍”，体察人生百味：“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效大师们自我勉学的态度，“但将一笑对公卿，我是无名百姓”，自嘲自娱于逆境之中。如此这般，各种无稽的骚扰和不快，都随时间流去了，也就培养了继续奋斗的好胸境，舒展了刻苦自励的好情志，锻造了静心写作的好心情，并通过写文、作诗、填词，记录了度日的心境和历程。
1980年，面对朔风冰雪，读古人松竹梅之作，我写了《赞岁寒三友》，为自己壮威励志：
玉龙翻滚又重围，群芳纷谢展新蕾。
亭亭自恃寒流逼，青青依仗冷风吹。
1981年12月29日，因几天来读龚自珍的编年诗，联想自己的境况，我写了两首《无题》，记下了那几日的心结：
（一）
内心观照我亦贤，细思难奈夜涌泉。
人事萧条堪寂寞，也学先生论编年。
（二）
骏马不途亦玄黄，敢有心事问苍茫。
苦读圣贤须激志，华年如斯自鼓扬。
就在我自我鼓扬、自我奋发之时，1981年二、三月间，传来陈云在一个清查报告上的批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因而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讲，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要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当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对我的处理，省里可能以此为据。不出所料，1981年4月1日下午，孟新、卢庆武、戴恩崇等4人找我谈话。孟新传达了李力安的讲话。下面是我的笔记本的记录：
中央最近发了9号文件。
因为文革有特定历史条件。处理采取政治斗争的方针解决。（1）毛错误发动；（2）林、江利用。处理要慎重。采取党内办法解决。一个人犯错误，不仅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因此，不一样。不能不加区别。历史经验不能忽视。相信经过清查，范正美对自己问题有了认识；相信中央是正确的；相信大多数的人会转变过来。坚持老规矩。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不讳疾忌医，就要采取宽大方针，处理从宽，使用从严。
孟新说：“今天请你看看你的材料。”于是孟新给我看了材料，要我用另纸写出意见。
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我似乎觉得中央对于文革问题的处理存在不同意见，加上这时间邓小平在忙于推倒华国锋的事情。到1982年六、七月间，由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出面，宋杰、王亚男等人陪同找我谈话。张说：“从开始到现在，五个年头，时间很长了。根据所犯的错误，看了检查还可以，采纳你的意见，当内部问题处理。也不是对你故意宽大，也是实事求是的。留在党内，还要给点纪律处分。过去你有代表性，现在还有代表性。从宽处理，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分配做一般工作，并开支部会议，提出建议，履行手续。”
根据这种安排，1982年8月31日，省文教办机关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建议省委给予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1982年10月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委员会以［1982］70号文件发出《关于对范正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的通知》：
省委同意省文教办党组《关于范正美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对范正美同志的问题结论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考虑其错误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本人对错误又有了认识，决定恢复范正美同志的组织生活，给予他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分配做一般工作。
我在1982年8月31日下午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下面是事实部分的原稿说话：
1966年以来，由于我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接受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体系，加上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受林彪、“四人帮”所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十年动乱”期间，犯有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