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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步入不惑之年，日子还长着哩！我笑了，笑得很开心。
进牛棚之后，我与外面的音信联系，都由专案组操纵。身在牛棚，使我牵肠挂肚的就是妻小。我与玉梅长期分居，直到1967年初她到哈，还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1968年在我被下放劳动、政治景况最凄惨之时，才真正搬到一起成家。南北两地时，期盼尽快结束分居史，在一起享天伦之乐。到哈尔滨之后，没成想东北新曙光，只是昙花一现，就不得不离开大城市，同我过起了寒窑般生活。这也罢了，谁知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刚刚在哈尔滨一起欢度银婚未及一年，我又进了牛棚。她和两个孩子度日，我的工资收入全部给了我，只剩下她的四十多元钱，养活三个人，不要说衣食住行，要是有点儿病痛什么的，就难以为继了。两个孩子，刚刚上学，学校教职员工是否对他们歧视？学生们又如何看待他们，是否欺负他们？特别是，玉梅她们单位是否搞株连、整她、折磨她？如此等等。想到这些，常常难以成眠。为了健康，也为了未来，我极力宽慰自己：过于思虑也无济于事。虽然如此，对于妻小还总是割舍不下。1978年8月，她通过专案组的人，给我带工资和粮票时，捎带了一条毛巾、一块手帕、两件内衣内裤。手帕上印有雄狮商标。接到这些物件，心头一触，情志驱使，连连写了两首诗，背着专案组托人捎回了家：
寄妻词寄妻词，往事翩翩。二十六年岁月，坎坷多周折。
欣欣去年庆银婚，谁堪今日痛别，难尽悬思切。
寄妻词，语重心长。同息方十载，强隔各一方。
患难备觉卿贤良。从来吾行不挡，信吾心儿康。
寄妻词，血泪文章。临盆离滨市，愤愤走岳阳。
亲友问尔何匆归？难诉焦思衷肠，更念吾怎样。
寄妻词，心事茫茫。旧波刚平复，新涛骤而狂。
炉火纯青炼真金，红心锻更刚，吾身献给党。
寄妻词，信使谁当？红日照四方，马列指航向。
漫说道路太艰苦，喜看红旗满天，正气唱凯旋。
得帕诗此时赠我雄狮帕，如添擎柱砥江河，歧路定向须仔细，问津求是逐风波。
困难端端终有尽，前程莽莽来日多。
借得时间好读书，精神一抖又是我。
我还非常想念我年迈的父亲。1977年7月26日，即农历6月11日，是他老人家83寿辰。不能直接写信，草拟了《祝寿》一诗，在心中为他老人家祝寿：
祝寿今日适值慈父八十三寿辰，有心寄资祝寿，但身在囹圄，思绪万千，作一诗以为纪念。
遥望南天祝寿星，感念牵情意难伸。
文革方省人间事，变故备觉主义真。
湍流进发把正舵，丹心锤炼报楚轸。
阅尽沧桑飘峰岭，青山常在泽如春。
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沉，经过再三思考，我通过专案组于1978年3月25日审阅，给他老人家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多少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撒热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在22年之后胜利地实现了。您老人家年尊古稀，从新旧社会的沧桑之变中，一定会体会更深，必有越活越年轻之叹。儿在11次路线斗争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不气馁，决心迎头赶上，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新的长征，力争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而立功补过。
除了思亲想友。我还在“学习班”之余，写下了我当时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想到这些老前辈对待革命挫折、对待党内斗争的战斗风格和高尚的情操，我感到勇气倍增，对眼前的处境泰然若素，对未来充满信心。
1977年5月31日，《黑龙江日报》转载了《陈毅同志诗词选》和张茜的文章。我反复吟咏，为陈老总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境界、坦诚乐天的革命情怀深深感动。写下了《学陈老总光明行》——读《陈毅同志诗词选》有感：
一向尊崇陈老总，吟罢遗诗情更浓。
戎马驱驰抒豪气，敬民磅礴唱东风。
无私无畏千锤锻，高德高尚万年从。
壮怀激烈光明路，胸藏马列立如松。
1978年，是周恩来诞辰八十周年纪念。读了报纸上刊登他青年时期东渡日本留学写的《大江》一诗，有感于周恩来从小励志为中华崛起、终成大业的光辉历程，为祖国解放、人民幸福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忆起总理对我的无限恩情，思念波涌，追怀难禁，对天而歌，写了一首《总理音容在臆中》：
读《周总理青年时代诗选》，缅怀总理丰功伟绩及对我的恩情，思绪万千，热泪涌流，喟然命笔，得诗一首，以为总理八十诞辰纪念。
《大江》歌飞入苍穹，蹈海功业盖世雄。
常念总理生平事，总是音容在臆中。
我在牛棚里的生活，除了接受批判、写检查，还有另一件事情——接待外调。
这场清查涉及的面有多大，人有多少？我从接待的有关他人的外调，可以揣摩一、二。我仅在牛棚里接待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被调查人不下100人，根据李力安1999年写的回忆文章说，全省当时列入清查对象的有663人。这么推算，全国仅各省累计，便有近两万人，如果加上省部级单位，其人数，就可以想象了。
我在反省室期间来搞外调的人，凡是尊重我人格的人，他们的外调就能得到我的一纸证言。相反，如果他们起高调，以势凌人，甚至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的话，我也毫不示弱。特别是替错误翻案，我绝不趋炎附势。有一次，不知道省革委机关从哪里冒出来一男一女，问我潘复生的几个问题。潘复生在文革中推行破坏性的路线和政策，造成三个一大片的冤假错案，无数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的迫害甚至致残致死，我本人受尽打击和侮辱。难道潘复生也要翻案不成？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被底火钩起，不打一处来。我激动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错了，也轮不到潘复生翻案。我拒绝回答任何重新提出的潘复生的问题。他们赶紧解释，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才好。他们在我这里一无所获，夹着皮包扫兴地走了。
但是，如果见到亲人，对我态度好的人，我总是还之以礼。
我在反省室因为外调哭过两次。一次是绥化劳动科芦科长来调查阎承烨，没谈几句，我就落泪了。因为见着芦科长这位好同志，我在绥化劳动时，他给予我很多关爱，使我在最困难时得到很大的帮助，心里感到不好受，潸然泪下。
还有一次就是，在我领导下的原工宣办的老范和小谢，来调查一个什么问题，当时小谢逼问我谈一件事。我觉得事实相反，我联想工人农民对这次事变的态度，进而想小谢转变这么快，感到突然而伤心地哭了。我几乎哭诉地说：“我在主管工宣队的工作中，影响了你们这些扑朴实实的工人，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现在这样逼我，使我很难过。你要我怎样啊？”我第一次在牛棚当着别人哭，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心里想，你怎么这样啊？！我觉得这些工人师傅太实在了、太好了。过去他们怀着朴素的感情，今天还是那么感情朴素，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过不一会儿，我从情感中走出来，感到自己这时很奇怪，怎么不好好控制自己，多失态啊。老范没有吱声。他似乎另有想法，临走时，把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精装本送给了我，嘱咐我好好学习。他和小谢一起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如此这般，是何用意？
他们走后，我手捧《论巴黎公社》这本书，想着心事：史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的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她的历史还在，经验还在，英雄还在，精神还在，意义还在。这莫不是要我以看待巴黎公社那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目前发生的事变吗？！果真如此，这两位工人真是大智大勇。但愿这样。我翻了翻这些我曾经读过的文章——请别忘了我是政治系得奖学金的学生——书的目录，我的目光在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的标题下，停了下来，看马克思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充。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些话一针见血，对于我分析和看待眼前的问题，很开窍。是呀，邓小平、华国锋、江青以及叶剑英、张春桥等人的性格因素，是这样相反相成，在中国政治情势与事变中确实起了某种决定性作用。这期间，我带着满腹狐疑将书细细重读了一遍，书上留下了我读它的种种符号和记录，就是我种种心思的印照。
日月转换，不经意间，进牛棚八个多月，仍不见审查有结束的迹象，而我的交代、检查已经早告终结了。于1978年新年伊始，写了一首《过年》，诗曰：
临窗闻新笛，依墙见旧蝉；不觉银影速，难得又新年。
1978年正是邓小平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进行激烈斗争的一年，我从广播的话语里、报纸的字里行间以及历次会议报道的阵容，悟出了这种信息：中央存在两个新司令部及其所具有的鲜明不同的阵容、不同的信念、不同的政令、不同的步伐和不同的前程。我看到了邓小平的公开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由吁请直至直面呐喊，由背后到前台，由参谋到主帅；看到了邓小平为一体的老干部的主攻力量、队伍的复起与重新聚合；他们开始高举拥华、团结的旗帜，稳步推拥自己的队伍、大胆重组，继而高举大批大揭的旗帜，打掉华的左膀右臂，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