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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程这个人物形象作为自己的化身，用美化华程来吹捧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小说中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身份，以及江城大学的描写，向人们表明，华程就是”四人帮“黑爪牙范正美自己。为了吹捧和美化自己，小说编造了华程是烈士的后代，又无耻地将社教中贫下中农的‘救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领袖’等桂冠，戴在华程头上，再加上一些‘舌战群儒’、‘绝食斗争’、‘虎口脱险’等荒唐离奇的情节。这样，作者通过塑造华程这个人物，便可以把自己突出起来了。”
“他把华程打扮成‘起点高’、‘基础好’的超群之才，极力宣传自己是始终正确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运动的代表’、‘新生力量’。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
为此，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他们家修菜窖，两个友人给他们家帮忙，“大家累得腰驼背痛，到了吃饭时，我们这位革命英雄连顿饭也没让吃！”
第二个例子：“省文教办机关的几个同志出差，到哈尔滨火车站集合，约定不见不散。其中一位同志去晚了，范正美竟和另一个同志先上车走了。”
批我的小说，我听进去了，而且洗耳恭听，因为来自读者的任何批评，不论是谁，我都欢迎，何况我的作品尚未发表，就有人如此有兴味进言，岂能不欢迎。他的发言把我的思绪带进了自己草构的故事情节之中，并产生了新的联想，使我哑然失笑。我感到好笑是：这是半部未发表的小说稿，而且是未成稿，竟然引起人们如此注意，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不觉荣幸之至。此其一。
其二、小说以一所大学的文革为题材，概括了我省几所大学校园的重要特征，塑造了一所江城大学校园环境，怎么将其附会穿凿为哈师院。
其三、写小说可以虚构，也可以依据自己的某些生活素材，但绝不能把后者看成自我描写。不是批判“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做文章、打击作家，怎么这不大一会儿，就又拿“四人帮”的不是当理说。这一致性、同一律安在？“书论宜理”，这理在哪里？
其四、所说的这两件事例，确有一定形影，但是事实绝然相反。我家干活那天，我和玉梅早已商量并备好了简单的饭菜，事毕之后，再三挽请他们吃饭，到家坐坐。他们说：“你家正忙，帮忙不能添乱。”临走时还诙谐地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主任家的饭。”我们以实为实，就放行了，没成想却落个自私自利的话把。第二件事，更是无稽之谈。等车之约有言在先，以不误上车为准，来不及就在车上见，哪有多数人为了一个迟到者而看着火车开走等他的道理。这又是谁家之道？
回到反省室，我仔细回味王宝大的发言，感到其弦外有音，意蕴绵长。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曾经提过他的名字。他是1964年中文系毕业留校生、全校有名的造反派，又同我一路战斗过来，友情甚好，并因此被潘复生列为“范穆任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他是知情人。让他出面揭发我，有组织者的多重用意：首先，给他一个亮相的机会，让他通过揭发立功悔过；二来表面上是给范正美和师院某些人、其实是给不知情的上级领导者一种感觉，像王宝大这样的知情人也起来揭发，说明范正美多么孤立，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哈师院的揭批查工作多么深入、细致，大有效绩；三来给人一个幌子，现在的政策多么好，像王宝大跟范正美这样关系密切的人，只要起来揭发，就可以捐弃前嫌，过往不咎，以资示范，教人效尤。而王宝大表演得也真鬼道，他既给人们使了一招，你看，我对于范正美的近乎隐私的情况也揭了出来，可见革命彻底，同范划清了界限，无可厚非；然而，他又留了一手，对小说的批判，小骂大帮忙，范正美是个好人，虽调子高，而事不实，经不起推敲，一般人听不出门道，主持者也不能挑理，徒有其吵吵嚷嚷、先声夺人之表，而在实质上却什么也落不了笔，既不能入政治帐，也算不上思想帐，更不能说我为人不好。文人官司，文人自知。不得不令我偷着笑：这是文革这场演习把他教乖了。
我的专案组副组长孟新事后问我听了哈师院专题揭批会作何感想？我谈了上述四点挨批感。
孟新是从哈工大借调到文教办来工作的。当过系总支书记、李昌的秘书，人很聪明、机敏，办事能力较强，有小李昌之誉。杨辉曾经想安排他当文教办高教处长，我没有同意。我总觉得此人过于“精明”，常常笑不由衷，给人以一种不那么实在之感。而且，他本来是处长，可以派到大学当个副校长或副书记什么的，现任高教处长的宋杰，为人厚重，工作踏实，文革前是副处长。如果安排孟新当处长，实际是压了一个、误了一个，双双受挫，没有这样安排干部的。因此，孟新被留下来待命，协助高教处工作。这回作了我的专案组副组长。他欠笑地说：“揭发批判嘛！哪有事实都那么准确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吧。你应该理解。”说完，又嘿嘿一笑。
我说：“不是拨乱反正、批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可以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效法呢！”
这次他没有笑，也不再说什么，脸上淡淡地泛出一丝灰色，不过很难让人察觉。
还有一次大会批判我：“毛主席对华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可范正美说，对华国锋还要看一看。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可见，范正美多么狂妄自大。“
我听到这里，嗤之以鼻。脑海里激起巨浪翻滚。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党的领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么个大党的领袖，要人接受和拥护，光有毛主席授权还不行，因为毛主席的授权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所以，理所当然地要通过时间和过程来检验。这是古今政治学、社会学的常识，有何错误。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中国至理名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践更告诉我应该这样对待政坛上的新人物。
就是这样，大会上批，我在心里辩；或者，采取不理睬主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修身养性。他们这些拨乱反正者说，文革批判就是这样，只许批，不许辩，不能有不同意见，我还能有何话可说。
1977年11月中旬，揭批查进入所谓新阶段，按照专案组的布置，要我交代自己的帮派体系。大约半个多月过去了，我半个字也没有写。这时，孟新找我谈话。我说：“我这个人，从不拉帮结伙。这你是知道的。你在文教办工作这么久，你应该知道，在夺权前，我领导哈师院造反团，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最后一千几百人，没有小集团；到省里以后，我由捍联总到炮轰派，那么多人，也没有小集团；以后批林批孔，我们没有组织，只是召开了三？二三大会，会后散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也没有组织，叫我怎么交代。我平常最不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同志间称兄道弟的。这你是清清楚楚的。因此，我确实没有自己的帮派体系。这是难为我。”
孟新很平和而实在地说：“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写一些，我们也好交代。”
我笑着说：“然后你们就以这个来搞我、搞其他人。”
他连忙堆笑地说：“不能、不能。”
我心里话，在这个不讲理的年代，抓鸡毛凑掸子整人，什么不能。
然而，又过了一些时日，在专案组的一再催逼下，我只得写一个材料敷衍，说明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批林批孔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在观点上，同我的观点比较一致；这些人同我只有当时的一般来往，事后并无经常联系。在这些人中，有现在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文教办的领导人（我故意放走了邴瑞年），师院和省直单位的一些领导，以及一些教职工和学生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材料，后来被个别人加以上纲上线，试图大做文章。然而，却遭到专案组中一些正直的人的坚决抵制。来自哈工大的闫廷枢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将后叙。
事实十分明显，清查中的一系列做法，几乎与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清查并没有同文革对着干，或者同文革别样干，而是报复着干、更放开干。不过，也有两点最重要的区别：一是操作主体易位；二是操作主体的手法不同。文革是群众动作，口号是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清查则是党委撒大网，不分青红皂白，对造反派头头一律吊起来查。而且拉这一部分人，打另一些人，最后再将这些人打下去。口号是，除恶务尽。这里有两个实例：如前所述，省委举行有线广播大会，组织35万人参加。由省委书记于洪亮主持。于是哈市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工人，省劳动模范，也是中央抓劳动模范进班子时任命的省委书记。在批林批孔中，他异常活跃，以群众代表身份搞了一些活动。以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特别积极。张洪池被抛出来以后，他为了表现自己，对于我和其他造反派头头，说了许多不实之词和过头的话，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他适应了需要，替人说了某些人想说而不便说、不敢说的话。但是这种除恶务尽地深入揭批查运动，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它激发人的思维，不用说于洪亮，随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演绎，根据除恶务尽信条行事的人，当然也在后来把他打成了清查对象，不可逃脱严格的审查。于洪亮受查被解除被解职以后，见了我们的面，总觉得自己当了枪使，对不住我们，我多次开导过他，要他不要以此为怀，让时间冲淡这些，但是他还是不能自拔，终日郁郁寡欢，经常把自己锁在家里，后来得了肝癌不治之症，一个彪形大汉就是这样而匆匆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左右。不能不说这是他英年早逝的一个不能排除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