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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兆龙在执教持志的同时，于1928年11月，“经司法部甄拔法官委员会审查，认为‘有免补推事及检察官之资；合并予以免补推事、检察官存记候缺任用”。 后来，经吴经熊推荐，“充任租界临时法院推事，专办华洋诉讼，并受委托撰写《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成立后办理涉外事件之报告》。” 杨兆龙不畏权势，秉公执法，坚决维护中国人的合法权益，在上海小有名气，据说当时的《字林西报》曾多次赞扬这位年轻的法官。杨兆龙撰写的判词《关于因保险赔款涉讼案的民事判决》，亦被吴经熊在其主编的东吴《法学季刊》1930年第四卷第四期上发表。
但好景不长，不久后杨兆龙就因判决经常和陪审的外国领事发生冲突，被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辞退。
杨兆龙转而成为律师。由于年代久远，杨兆龙究竟代理过哪些案子，目前大都不可考，但是其为金坛裁缝沈锁坤“土匪抢劫罪”做的无罪辩护案，“民间至今仍传为美谈” 。
1931年，应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郑天锡之约，考入司法行政部秘书处，担任外事科科长。杨兆龙从此来到南京。在担任外事科长期间，与首次来华访问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有了初次认识。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公证制度之探源》、《现行诉愿制度之商榷》、《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等文。 在《公证制度之探源》开头，杨兆龙即指出：“按公证制度最初产生于欧洲。后世各国之制度，莫不渊源于此。故欲研究其沿革，当自探求其在欧洲之变迁入手。” 文章的展开即遵从这份“梗概”，就欧洲公证制度、英国公证制度做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探源”，尤其对于前者，杨兆龙在文章中做了细致幽微的“探源”，乃研究公证制度不可或缺的奠基性作品。《改革现行诉愿制度之商榷》一文从诉愿与行政诉讼的关系、诉愿管辖之划分、诉愿人之资格、诉愿程序进行之期限、待遇之平等、行政处分之执行等六个方面，直指现行诉愿制度的不足，并提出了明确可行的改革办法。 《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是应《法学杂志》“法律教育专号”而写。 而杨兆龙的这篇文章，在这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中，与盛振为、孙晓楼属于同一类型，“对当时的法律教育状况总结评价并谋求改进。” 杨兆龙在文中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法律教育的两方面的弱点：其一，关于学校方面，有“管理不周”、“教授不好”、“课程不良”、“设备不全”等；其二，关于学生方面，弱点有“基本教育不好”、“对法律兴趣不浓”、“智力不尽合标准”、“纪律不严密”等。 就这些弱点通盘考虑，杨兆龙确立了“纠正办理法律学校的态度”、“确立法学教育的宗旨计划”两大原则，并从管理、教授、课程、设备、入学五个方面做了细致的论述。 这篇文章对于今日办法学教育者亦有参考价值。
三 留学美国
1934年杨兆龙与沙溯因结婚。经吴经熊向哈佛法学院院长庞德推荐，该院特意来南京、上海考察，在了解了杨兆龙在上海租界法院担任推事期间的业绩后，哈佛法学院破格录取杨兆龙。杨兆龙遂于婚后不久，在岳父沙颂宣的资助下，前往美国深造。
在哈佛，杨兆龙师从诉讼法学权威摩根。留学使得杨兆龙第一次可以直接地、近距离地观察美国司法。在留学期间，杨兆龙抓住机会，刻苦学习，大量地搜集资料，向国内同行介绍了美国司法的实际情况。1935年～1937年间发表的关于美国司法状况介绍的文章：《美国最近改革法院组织运动之略述》、《美国司法现状之一瞥》、《美国之司法制度》、《中国司法制度的现状及问题》、《论三审制之存废或改革》、《由检察制度在各国之发展史轮机我国检察制度之存废》、《关于疏通监狱之研究》、《欧美司法制度的新趋势及我国今后应有的觉悟》等文章，大都成形于在美国期间。 在这些文章中，杨兆龙都主要向国内同行介绍美国司法制度以下几点的内容：（1）美国的法院体系； （2）美国法院“统一法院组织”之运动，即美国法院体系向单一法院体系改革的新趋势； （3）法院内部的体系。比如：a）法官的选任资格和方法； b）法官的考核； c）法院的服帽制度； （4）法院组织的变革，比如a）变更法院权限； b）废除治安裁判所； c）设立小标的诉讼法院； d）设立未成年人法院。 （5）其他司法机关的情况。比如a）监狱长官及狱吏的任用资格； b）司法行政秩序的变更等等。 整体上来看，这些方面基本涵盖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
在哈佛法学院留学时，杨兆龙为即将开始的欧美司法考察做好准备，掌握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1934年组织中国司法代表团出访欧美，杨兆龙随从赴美国各地和欧洲部分国家，就司法制度现状等进行了考察，并出席了相关学术会议。次年杨兆龙的博士论文《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与外国主要国家相关制度之比较》通过了答辩，杨兆龙因此获得了SJD法学博士学位。
拿到博士学位后，庞德建议杨兆龙赴大陆法系国家进一步研究，以便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有更加精深的造诣。杨兆龙遂以研究员的身份赴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师从库洛什教授。在留学德国期间，杨兆龙曾赴法国、意大利游学，并在法国加入比较法学会。杨兆龙还计划赴苏联、波兰、捷克考察，并在德国期间，学习了俄语、波兰语和捷克语，做了初步的准备。后来因局势紧张而放弃此计划，于1936年秋天匆匆回国。
四 抗战期间的时评
回国后不久，杨兆龙“受聘为司法行政部法制专员” 。利用业余时间，杨兆龙和萧一山、余协中、祝世康等人，在南京成立经世学社，创办了《经世》月刊。 杨兆龙在经世学社时间不长，但短期内做了大量工作，除了担任过一段时间《经世》主编之外，还写了不少时政评论：《欧美司法制度的新趋势及我国今后应有的觉悟》、《司法改革中应注意之基本问题》、《法治的评价》、《领事裁判权之撤废与国人应有之觉悟》。 《经世》在1937年8月份改为《经世战时特刊》后，杨兆龙又陆续发表了《知识界阵线之统一》、《我们的出路》、《赶快跳出“口号”“标语”的圈子！》、《动员法总论》、《动员法总论》（一续）、《关于抗战期间政府组织问题的几种严重误解》、《德捷纠纷的动向》、《对德奥事件的感想》等文章。
在此前后，杨兆龙差点成为东吴法学院院长。 后经杨兆龙在东吴法学院的同事陈霆锐介绍，杨兆龙与哈佛校友、时任最高国防委员会的设计处长朱忠道相识，经朱推荐，杨兆龙被聘为最高国防委员会专门委员，负责研究国防相关的经济立法和战争立法方面的问题。随后，杨兆龙即奉上级之命，起草了《军事征用法》、《军事征用法实施细则》、《国家总动员法》，并经立法院讨论通过。最高国防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之后，在资源委员会，杨兆龙结识了委员长翁文灏、副委员长钱昌照，翁文灏曾邀请杨兆龙担任经济部首席参事，后因家庭安排有困难而未到任，后任经济部农木局法制顾问。
随着抗战形势的加剧，国民政府在江西庐山海会寺成立庐山暑期训练团，调全国行政干部来此集训，由蒋介石担任团长。经萧一山介绍，杨兆龙成为该团特任讲师之一，讲授《军事征用法》、《军事征用法实施细则》及《司法与监狱之改良及管理》。其中，《司法与监狱之改良及管理》随后即出版。
1938年，杨兆龙随南京国民政府撤迁汉口，与焦实斋、王华堂、杜聿明等组织了“兴建研究会”，提倡改革政治，实行民主，振兴实业，积极抗日。是年10月25日，杨兆龙随资源委员会撤赴重庆。大约两年后，杨兆龙应西北联合大学校长胡庶华的邀请，任该校法商学院院长兼教授，“支持学生之进步运动，口碑甚佳”。 1941年11月，因与代校长陈石珍以及C。C派不和，随即被调离西北联大，转而任教育部参事，并担任法律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从事法律教育改革的计划，撰拟审核法案命令，办理诉愿案件及特交事项。1942年，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邀请，杨兆龙担任该部设计委员。
到重庆后，杨兆龙同时任中央大学、
浙江大学、东吴法学院、朝阳法学院教授，先后讲授海商法、比较法、比较民法、比较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法理学、法哲学等课程。尽管“过去六年中，我从未放弃过法律教育工作，如今我依然在重庆的一些法学院里教授比较法和法理学。” 但从1938年到1944年之间，杨兆龙只有两篇学术论文，即《最近德国宪法上分权制度之变迁》以及《宪政之道》，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 抗战期间，杨兆龙中断了和庞德等老师的联系，甚至连庞德这几年新出版的著作都无法完整阅读到。
1944年中国比较法学社在重庆成立，杨兆龙当选为干事。1945年4月，时任司法行政部参事的倪征日奥奉谢冠生部长之命，邀请杨兆龙担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以便及时准备战后面临的惩办战犯等问题。
五 翻译《联合国宪章》与惩治战犯
几乎与此同时，首届联合国大会成员国会议（即联合国“制宪会议”，笔者注）是年6月底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宪章》通过后，中国代表团让法律顾问吴经熊尽快将该《宪章》带回重庆，以便组织人员翻译成中文，在国内从速正式发表。……至于《联合国宪章》的翻译任务，据我后来所知，主要是由杨兆龙在吴经熊指导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