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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不报告……”
我体会到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因为我的缘故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许，再来一次
调查，她身体就会吃不消。
“请听着，”我告诉她说， “我们一出门，你就赶紧去打电话向他们报告我
来过了。你给他们解释你没有办法报告得更快，这样就没事了……”
她十分吃惊地望着我，心里想也许我疯了，但是我觉得，在内心里，她感到轻
松得多了。
我拿回我的行李箱子。我们刚刚一出门，就看见她去打电话了。阿历克斯打量
着我，满腹狐疑。也许，他也同那个妇女一样感到惊愕。他没有对我说什么。我不
慌不忙地往前走。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了解他们，”我对他说， “今
天是星期天，一个大好的下午……索赛街不会有很多人的，大多数人都在附近的咖
啡店里……” 我没有弄错。解放后，我想了解这个故事的结局：当时别动队的
人正在花天酒地，受到了打扰，很不乐意，晚了三个钟头才到达那里。于是，我给
潘维茨写了第四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告诉他说，我病了，决定退出活动。我又说
“你可以继续‘大赌博’，我不来妨碍，条件是你不得再逮捕无辜的人。”
第二十九章 刽子手留下了指印
1940年，德国人征用了库塞尔街威尔·皮卡德先生的一座私人公馆。征用的唯
一理由是：威尔·皮卡德先生是犹太人。他的所有同教人的财产都给洗劫一空，整
车卡整车卡地运到德国去，充实权贵中那些……艺术欣赏家的珍藏。戈林更是密切
注视这些有组织的劫掠，并在赃物中，抽出适合他审美口味的那一部分。威尔·皮
卡德收藏的画在法国都是数一数二的珍品，引起了这些强盗的垂涎。但他那座楼并
没有人住。
1944年4 月，潘维茨就在这里安了家。他感到这将是在巴黎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了。房屋的布置是紧跟潮流的。刽子手们感觉到他们的失败正在大踏步地逼近。在
欧洲，被压迫的人民到处都在抬头。法国的抗敌活动骚扰着敌人。路卡出现了，同
法国人民握手的招贴画却不见了，德国国防军楼房前面都布置了机枪，而法德友好
团体却不再在元首的庇护下表演那种滑稽游行了。
这样，威尔·皮卡德的私人公馆，在别动队队长的操心下，给改造成堡垒。大
门给一排路障堵塞了，只留下一个小门，是从屋子里面用电开关的。正面放上一挺
机枪，各个侧面的安全保卫都加强了。德国国防军利用公馆左边的空地来停放汽车。
为小心起见，车辆是从来不开进院内的。来客从这个新建的停车场下车，经过在隔
墙打开的一个口子入内，从外面是看不见这里的。公馆的侧面，有一扇门，通往地
窖，那里已改建为牢房。从前的画廊，出于一种阴森可怕的主意，给改成了行刑室。
这儿恐怖代替了美感。1944年4 月，玛格丽特·芭尔扎和肯特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公
馆诞生的。
潘维茨的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清楚地预示着结局快到了，巴黎即将苏醒，街上
将会到处筑起路障。我同阿历克斯一起布置一个行动，在游击队一支队伍的支援下，
到时堵截别动队的逃窜人员。阿历克斯那个组严密监视着公馆，拍摄了进进出出的
人数以百计的照片。肯特和玛格丽特的外出，犯人的运送，黑雪铁龙汽车的来来往
往都受到监视和纪录下来。有一个老犹太囚犯名叫勒维，给德国人当园丁，是他给
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情况。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巴黎解放时，堵住别动队，不让他们逃
跑。一支包括三十名游击队员的武装队伍将拦截他们。我们通过法国共产党，把计
划通知了情报中心，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潘维茨的罪恶冒险马上就要完蛋了，但是布拉格的这个刽子手不愿跟着起火的
船同归于尽。他的野心是设法为自己开脱，最好是为自己粉刷一番，因为他很清楚，
他要向人类的法庭作出交代，然后是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一切痕迹，免得暴露他必
须负责的暴行。
他给莫斯科露了底。他告诉情报中心说我逃跑了，发表了那大肆声张的公报，
并发送给所有警察机构。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所作为了：但这就等于承认“红
色乐队”的“大首长”已落在盖世太保手里，而几个月以来发出的所有电报都是由
别动队念一句、写一句拟就的。因此，他暴露了“大赌博”。他知道，盟国阵营方
面，再也没有人认真考虑单独同德国议和了，因为德国正在全面崩溃。希特勒左右
的—‘些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空想，顽固地同英美接触，但并不是这几个人就能说
服英美的：一切都完了。自从1944年7 月20日谋剌希特勒未遂，这位大独裁者就禁
止继续搞“狗熊行动”
（ “大赌博”的新名称） 。
所有这一切是一码事，而潘维茨的个人野心又是另一码事。他是纳粹政权最忠
实的一条走狗，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家伙，是布拉格杀人犯的头子。纳粹政权垮台
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树倒猢狲散，他只想保住他的狗命！ 要不就象其他许多人
那样逃之天天，躲到拉丁美洲去，要不就象只兔子一样给逮住，被英国人当做战犯
——这不是个办法，显然在排除之列，再不然就是同情报中心保持联系，希望苏联
会考虑到他的功劳。
潘维茨选择了第三种办法。今天，我们掌握了证据，证明直到1945年5 月，在
肯特这个奴才的帮助下，他进行了自己的赌博。直到战争最后一刻，他还在送军事
情报。肯恃通知情报中心，说他同一群身居要津的德国人有联系，因此有条件送出
具有首要价值的情报。就是这个肯特，在1944年7 月盟军逼近巴黎大门时，询问情
报中心，他是否应该留在法国首都，或者跟他的德国朋友走。他得到情报局长的答
复，劝他跟纳粹一块走，同时保持联系。潘维茨显然对这些指示大为满意：他认为
同俄国人合作是个意想不到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因祸得福。这样，由于潘维茨的插
手， “大赌博”进入第三阶段。希姆莱原先的计划是要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同时
欺骗莫斯科和英美。别动队通过“红色乐队”的发报台，让俄国人相信盟国准备同
第三帝国谈判。与此同时，又对盟国使用同样的手段。然而， “大赌博”的这一
阶段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开展。从1943年中起，战争的结局是肯定无疑了。
这时候，纳粹的领导人便改变主意，想利用“大赌博”来寻求“真正”的单独
议和。希姆莱是倾向西方的，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抓总的包尔曼就不那么肯定了。 不论怎样都已经为时过晚。这个企图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无论罗斯福也
好，邱吉尔也好，更不用说斯大林，都不想谈判，都相信必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
就是在1944午这一阶段，潘维茨设法利用“大赌博”为自己服务。
为了走通向莫斯科的路，潘维茨想稳住自己的后方，也就是要消灭证人，以掩
盖他当别动队队长的活动。布拉格的刽子手从来就是个特务。灭口，谋杀，他已习
以为常。人头一个接一个落地了。我们遭到逮捕、拷打的同志一批接着一批被处决。
首先是莱奥·格罗斯沃格尔。1944年5 月，他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从1942
年12月，就给关在弗雷尼监狱，从来无人过问他的命运。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
同样关在弗雷尼，也被判处了死刑。
我们得悉格罗斯沃格尔被判处死刑，就知道这是个警报，肯定接着就是其他人。
我们确信别动队决定逃跑前，要杀害被捕的人。马克西莫维奇和罗宾逊都遭到同样
命运。
所有的被害者都是在巴黎解放前最后几个星期被处死的。弗尔南德·包利奥尔
和苏珊·斯巴克于1944年8 月12日在弗雷尼监狱被枪决。7 月6 日，伊兹布茨基在
柏林被斩首。
温特林克在布鲁塞尔被枪毙。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佩桑8 月6 日在德国
首都被处决。战后，潘维茨曾多次申述（ 让我们明确这一点，他企图为自己辩解） ，
他声称：“……由我下令处决的‘红色乐队’人员，都是在我到来之前判处死刑的。”
不对！况且，不管怎样，别动队队长有权力决定缓期执行。他之所以没有缓期，是
想在逃跑之前，实行灭口。
我现在想进一步谈谈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是怎样死的。这是在巴黎解放的
前夕。他们是多么希望有这一天啊I ……我在想象中看见他们同无数人群共同欢呼
胜利，涌到街上，庆祝这个伟大的事件。
在漫长的几个月里，潘维茨曾希望逼出包利奥尔和苏珊的口供，他知道这两人
肯定了解“大赌博”的底细。但在出走前的一片慌乱中，他决定把他们干掉。我们
这两位同志，便被那些胆小鬼卑鄙地杀害在牢房里，然后秘密地埋葬掉。
潘维茨竟然无耻到写信给苏珊的姻兄保罗·亨利·斯巴克，即当时比利时在伦
敦的流亡政府外交部长，亲自向他保证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她的性命。保罗·亨利可
以放心了，她会安全无恙，直到战争结束。我深知潘维茨的为人，说不定他就是在
把苏珊交到刽子手手里的那一天发出这封信的！
1944年8 月27日，巴黎已经解放了，我同阿历克斯去到弗雷尼监狱，设法了解
一下我们朋友们的遭遇。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把情况告诉我们。但是经过一再追问，
我们终于获悉德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带走，我们熟悉盖世太保的习惯，所以只好等侯
最坏的消息：既然苏珊和包利奥尔没有“跟”别动队的人走，那就是说，他们被杀
害了，很可能就埋在附近。
于是，我们便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查看最靠近弗雷尼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