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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达交代的另一个地址很可能牵连到斯普林格，再从他那儿找到我们组织的心
腔。这便是丽达的表妹伊冯·吉斯林格的地址。伊冯是斯普林格和阿特雷巴德街的
联络员。这一次，盖世太保的特务做得比较巧妙。他们先派几个不怎样化装的特务
去找伊冯，用意似乎要吓唬她，不是真要抓她，而暗地里他们却派人盯她的梢，想
通过她发现斯普林格。可是他们这一手又没有成功。
在圣吉尔监狱方面，阿拉莫的消息却很叫人担心。跟我们有联系的看守，说他
已经送往柏林。这事本身就非同寻常。
更古怪的是，后来又送了回来，登记册上改名为米凯尔·马卡洛夫。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发现，但也没什么稀罕。马卡洛夫大概是他的真名字。
我们为了安全起见，谁也不知道谁的真姓名。可是，我毕竟打了电报给情报中心查
问这件事。回电是“肯定”。我马上又给局长去一个电报，通知他情况危险。
德军情报组织已开始围剿，但是走错了路。尤其关于阿拉莫，他们几乎失之交
臂。就在皮普上尉搜查阿特雷巴德街的时候，好几位抗敌战士在法国北部被捕，其
中有西班牙内战时安德烈·马蒂的秘书。德军情报组织就此认为这个法国抗敌核心
跟比京的“红色乐队”同属国际纵队老战士的抗敌体系。我在上文已经讲过，阿拉
莫过去参加过国际纵队。皮普就按这种想法，给柏林打报告，建议把逮捕的人送进
集中营。这时候，杰林才出来过问这件事。以后，我还得跟他大打交道。
杰林是警探长，他以这个身份接到皮普上尉的一份报告。他不相信我们的组织
跟法国北部的抗敌组织是以国际纵队旧人为纽带的。但是，他又记得他在破获捷克
抗敌组织的时候，逮捕了几名苏联特工人员，供词中提到一个苏联空军军官，曾经
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
杰林觉得这个人特象皮普所描写的阿拉莫。为了把事情搞清楚，他决定到比京
去找阿拉莫。他坐飞机去把犯人带回柏林。他没把阿拉莫送进监狱，只让他在自己
家里住了十五天。杰林是反共老手，懂得一些心理作用。他的几子在空战中打掉一
只胳膊，跟阿拉莫谈得来。杰林在他们谈论的时候，又去讯问监牢里的捷克被捕特
工：认不认识阿拉莫？ 阿拉莫有没有参加过国际纵队？ 一面问，一面又把阿拉莫的
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答复是肯定的：就是他。跟他们都是在莫斯科情报洲练中心
毕业的同期同学。戏法就此收场。
杰林前进了一大步。他再把阿拉莫送回比京圣吉尔监狱。我们全仗看守的报告，
才知道阿拉莫的真名叫马卡洛夫。
刽子手们得知阿拉莫在地下斗争中的作用，便推论出索菲和卡米都是跟他一起
工作的。他们想多知道一些东西，觉得还很有油水，于是酷刑就开始了。
夏初，阿拉莫和卡米转送到布林敦克炮台，经常受酷刑。
他俩英勇不屈，什么也不说，一个人名字也不吐露，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俩而被
捕。 “红色乐队”的踪迹到此为止，德军情报局的线索断了。
第十二章情报中心的错误
我们派在比国的情报小组，就此烟消云散。
肯特去马赛途中，路过巴黎。他在6 月里刚和玛格丽特．芭尔扎结婚。他本该
分路先走，可是他不愿意劳燕分飞，非要一路走。肯特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他时
常去德国、捷克，瑞士，知道的事情太多，绝对不能冒险。
我在巴黎见到他，觉得他情绪很不好。他负责建立并领导比国小组，已经历时
一年，工作十分繁重，忽然毁于一旦，自然对他打击很大。他眼睛里含着泪水对我
说：“你决定把我派到马赛去，这是正确的，不过我敢肯定莫斯科不会理解。我本
来是苏联军官，将来回去，一定要跟我算阿特雷巴德这笔账。”
斯普林格打算跟他的妻子在里昂成立一个小组。我向情报中心建议把剩下的比
国小组拆散，人自为战。最能干的战士如；伊兹布茨基，塞赛，莱希曼，各人都有
发报机，可以让他们直接联系情报中心。至于西梅克斯戈公司呢，肯特定后，经理
由德拉伊接任。
局长给我的答复叫我吃了一惊，并且搞得我心乱如麻。
局长命令我跟苏联上尉艾弗雷莫夫（ 又名博尔多） 碰头，把比国小组的旧人交
给他领导，温策尔小组也拨归他领导。
我不认识艾弗雷莫夫。1942年春天头一次会见他，他给我的印象不好。他从1939
年便在比京定居。直到1942年，他只满足于隐蔽自己。他本来懂化学，便作为芬兰
学生，在科技大学报了名。他搞情报的成绩很有限，送出去的消息毫无价值，不仅
象客串，而且有点丑化这门工作。他报道的尽是些夜总会里德国官兵信口开河的无
稽之谈，他就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拼凑成大文章，从中发挥他的想象力。这不
打紧，情报中心的官老爷，宁可要上过三个月情报课的上尉，不要象温策尔那样搞
秘密情报的老手。
我克服了自己的担心和火气，说明了责任该由情报中心担负，然后把全部情况
向艾弗雷莫夫做了交代。温策尔，伊兹布茨基，莱希曼这一班老战士对这个决定都
十分遗憾。莱希曼一听到就叫道： “听这个傻瓜指挥J 他会让大家都把命送掉。”
我只好逐个去劝解，叫他们服从纪律。为了在这上面毫不含糊，我在4 月里向情报
中心打了一份报告，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决定。过了两个月，局长考虑了整个情况，
答复我说，他同意我的看法，叫我解散比国小组。
来不及了！1942年7 月，艾弗雷莫夫被捕。由于缺乏经验，他埋头钻进了人家
给他安下的圈套。4 月里，我到比国会见艾弗雷莫夫。莱希曼告诉我说，他又偶然
碰见了比国警探马丘。这人在1940年办过他的伪造证件案。马丘对莱希曼说，他参
加了抗敌运动，很想出点气力，因为他怀疑莱希曼为地下组织工作。他最能效劳的
是提供真的身份证。
我对马丘毫无信心，就吩咐莱希曼跟他断绝联系。艾弗雷莫夫却认为银盘托来
崭新的身份证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等我一走便不睬我的嘱咐。马丘又去向他提议
在他家里藏一个发报员。艾弗雷莫夫屁滚尿流地答应了，又把自己的照片交给马丘，
托他搞身份证，真糊糊涂得没法形容。约会订在天文台附近，马丘来了，可不止他
一个人，好些身穿风衣的人坐在黑卧车里等他。 伊兹布茨基赶到巴黎，报告艾弗雷莫夫被捕。格罗斯沃格尔，立刻前往比京处
理这件事。过了三天，艾弗雷莫夫又露面啦，陪着一位“朋友”，行动象一阵清风
那样自由自在。他告诉门房说，比国警察查了一查他的身份证，问题都解决了。
不错，都解决了。随后几天，塞赛，伊兹布茨基，莫利斯·贝伯（ 负责联络荷
兰） 一一被捕。贝伯受了酷刑，于8 月17日供出他跟荷兰的联系人温特林克。温特
林克和希尔波林夫妇俩一齐被捕。九个组员，两个发报员幸免于难。
艾弗雷莫夫还初步供出了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两个公司，但是说不出具体情
况，因为我们没让他知道。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两个公司的活动都遭受严密而隐
秘的监视。
有人去把西梅克斯戈公司的地址告诉皮普上尉，他认为是瞎开玩笑。他租的办
事处就在同一座大楼里面，等到艾弗雷莫夫向他描绘大老板的形象时，他拍拍脑门
子喊道：“我的天哪！我在楼梯上碰见过他，还跟他打过招呼呢！”
艾弗雷莫夫没有动刑便一一招供。盖世太保很会鼓动民族意识，打动他心坎深
处仇恨犹太人的情绪。他们对他说，“你是乌克兰人，怎么去听犹太人指挥？ ”
他们威胁他，要难为他的家属，又邀请他到德国去游览，参观大德意志帝国的
种种成就。总之，艾弗雷莫夫招供了。
因此，被捕的超过三十人，有的人全家被捕，超过比国小组全体人数的一倍。
8 月底，艾弗雷莫夫碰到日尔曼·施奈德。施奈德是温策尔小组的成员。艾弗
雷莫夫对她交了底，说他被捕后为了保住性命，把什么都交代了，劝施奈德跟他一
起干。他说：“你该明白，奥托他呀，总有办法脱身，吃苦的反正老是咱们。若要保
全一点东西，最好是投奔德国佬。”
施奈德答应他第二天给回音，马上赶到巴黎向我报信。
我立刻派她去里昂。德国人发现施奈德失踪，随即逮捕了她的丈夫和她两个姊
妹。
施奈德两口子都是瑞土人，在第三国际工作了二十多年，当过联络员，交通员，
搞过通信站，见过和认识很多欧洲的党员干部。他俩在比京的住宅在战前一直是负
责同志路过比京时候的掩护所和转运站。多列士、杜克洛都在他们家住过。好些第
三国际的元老跟他俩有交情，特别是罗宾逊和他的前妻克拉拉·莎贝尔。莎贝尔是
温策尔和柏林小组之间的联络员。
施奈德的丈夫并不是“红色乐队”的正式成员，但是由于他过去的关系，毕竟
知道不少情况。在酷刑之下，他供出了罗宾逊电台的报务员格利奥托。从这一天起，
罗宾逊便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这一切，我当然立即报告情报中心，而情报中心的回信却叫人听了瞠目结舌。
局长回电说： “奥托，你完全搞错了。
我们知道艾弗雷莫夫被捕不过是查查证件，什么事也没出。
而且他仍然送来许多材料，经过严格的检查对证，这些材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情报中心连想都不想一想为什么忽然之间艾弗雷莫夫变得那样的神通广大。实
际上，德国人放的毒已经开始生效。局长大概认为被捕人名单还不够完全，叫我在
9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