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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奥斯加，接见了我两三次，把调查工作的细节安排就绪。
他对我说：“问题只在于联系费鲁齐和安德烈．菲力普两位律师。你得重新研
究案情文件，把真相弄明白。”
最后一次会晤以后，斯蒂加交给我一本护照，冒充一位卢森堡商人。他又问我
说：“你服装什么的，都齐备了么？”
“没有。”
“服装可挺要紧。我们有几个情报员，就是在衣服上出了毛病。因为华沙的裁
缝，习惯在衣领正中留一条褶纹。”
“我在安特卫普有朋友。到了那儿先停两天，找一家好点的成衣铺，做他一套
法国式的便服。”
“很好，现在掌柜的要见见你。”
我被带进一问宽敞的办公室，屋角放一张很长的办公桌。一张世界地图，占了
整整一堵墙。柏尔青让了坐，开始谈谈巴黎，然后转入正题。他对我说：“法院的
档案卷有一吨重，你得在里头找出真情来。我；给你出什么主意，反正事情并不棘
手。只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巴黎旅馆里，肯定会碰见熟人。你知道，来去西班
牙的人可不少。”
我以为谈话已经结束，便想站起身来。谁知他打个手势，叫我别动。他说：
“如果你有点时间，咱还有话说。”他接着就开门见山说：“那末，照你看起来，
还要多久才打仗？”
他对我的信任，叫我吃了一惊。他这么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念念不
忘的问题。我便同样直率地回答说：“咱们的命运捏在外交官手里。问题在于他们
是否还要向希特勒卑躬屈节。”
柏尔青把嘴一堵，意思说，在他看来，外交官的选择不成问题，仗非打不可。
他又问我：“在你看来，仗在哪儿打？”
柏尔青真肯信任我，但也使我觉得古怪，因为当时莫斯科的气氛，却并不利于
这样的交谈。我稍一迟疑便说：“请您听我说，柏尔青同志，我认为根本问题，并
不在于西面打，还是东面打。战争将是一场世界大战。就算在西方开始，结果仍然
谁也跑不了，因为谁也挡不住德国军队。
希特勒有两个目标，任何阻力也没法叫他后退。我说的是打苏联，并吞乌克兰，
以及消灭犹太人……”
“但愿我们的政工人员都象你这样推理。”柏尔青说得很有分量，语调带些遗
憾，“我们这儿，大家经常谈论纳粹的威胁，但是总觉得事情还远。这样盲目，可
能叫我们吃大苦头。”
我半真半假地说：“不管怎么样，你们总有一个情报系统吧。我不相信你们的
情报员得不到德国备战的消息。备战的结果怎样，不用什么先知先觉，也能够料想
得到呀！” “你说我们的情报人员吗？你知道他们怎样搞工作吗？
他们先熟读《真理报》打出的电报，先把可能不讨上级喜欢的东西一概划掉。
我们占了很大的下风，因为党组织决定禁止我们派情报员去德国。正好，你路过德
国。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尽量考察一番那儿的情况。你完成了任务，再来瞧我，咱
们再谈谈……啊，对啦，你观在干什么呀？”
“我在犹太文《真理报》当记者。”
“啊，明白了，没关系，若有必要，可以给你找个替工。”
谈话到此结束。我走出办公室，心里还留着很深的印象：柏尔青那种冷静，清
醒的头脑，十分难得。我当时还意识不到，我已经为投身终生事业，走出了第一步。
起程的日子接近了。但是发生了一件完全预料得到的事情，稍微引起了一点耽
搁。我们第二个儿子埃德加出世了。
1936年12月26日，我乘火车到芬兰，转道瑞典，到安特卫普，缝了一套新便服，
1937年1 月上日，到达巴黎，第二天使去找费鲁齐律师。
他接待我非常热情，为我放了一次红军合唱的唱片。
我告诉他说：“我是来调查魔侠案件的。〃 “你知道，这件案子疑窦很多，不
过，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利季埃肯定是无辜的。这是转移目标的传统手法：要开脱
叛徒，便诬告良民。〃 “我能看档案么？〃 “可以，不过要等一个月。我只能调挡
卷出来看一天。”
我闲下无事，便去瑞士一趟，以游客的身分，徜徉湖山胜地，饱尝可口点心。
一个搞革命工作的人毕生难逢这样的良机，哪能不充分享受一番。我精神饱满，回
到巴黎，费鲁齐跟菲力普便把档卷交给了我。我埋头审查，偶然发现二十三封信，
都是审讯时从未提起的。这是一个卧底特务和美国武官的往来信件。这是一个荷兰
人，名叫斯维茨。显然是他向法国警察出首了那个集团。经过强有力者斡旋，居然
获释。我看了这些信，无可争辩地证明这案件纯粹是一次挑衅活动。
斯维茨过去所作所为，说明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他先前当过苏联特务，派去美
国活动后，很快就被发现，并被收买了过去。在巴拿马，美国的反间谍组织，发现
他的护照是假的。非法混进美国在当时没什么了不起，十年徒刑而已。他当然没有
什么迟疑的余地，马上答应为美国效劳，同时仍和苏特保持联系。他打个报告给莫
斯科，忍笑自称一帆风顺，打进了美国。过了两年，莫斯科对这位卧底特务的工作
十分满意，决定派他两口子双双去巴黎当寓公。这样，他便跟比尔发生联系。
魔侠案爆发，斯维茨报告莫斯科，他已经脱身事外，准备销声匿迹一个时期。
他退隐得那末彻底，从此踪影全无。
法国警察责在抓住罪犯，当然求之不得，来他一个一箭双雕，既能牵累法共，
又能破案。所以利季埃这个人选，再妙不过。妙处就在他是《人道报》工人专栏的
编辑。”
1937年春天，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的部下不太相信我的解释，认为缺乏正式
的证据，足以证实利季埃无罪。于是决定再让我去巴黎。我第二次去法国，疏通法
院档案保管员，给他报酬，让我把原件拍成照片。这位仁兄十分愿意，因为池再过
一两个月，即将退休，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风险可冒。
我既然不可能随身携带文件出入边境，只好交给苏联大使馆，用外交途径递送。
约会定在蒙索公园附近一个咖啡馆里，跟大使馆派的人会面。
到了那一天，我走进咖啡馆，只见桌旁坐着一个人，模样跟告诉我的一点不差。
四十来岁年纪，鼻戴眼镜，正读着《时代报》。我一面走过去，一面发现那人手指
上没有预定的纱布包扎。我结巴了几句话，赶忙逃之天天，心下十分纳闷。过了一
个星期，我再去一次补救约会，果然来人手指上有了约定的包扎。我便把夹在报纸
里的文件交了给他，接着便交谈起来。他问我在巴黎还呆不呆一个时期。我说还得
呆一阵子。他就说，“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如果有需要，我好给你打电话。”
我把号码告诉了他，叮嘱他，不到紧急关头，不要使用。谁知道这位“外交特
务”拿起笔来便往小本儿上写，一字不改，连最起码的警惕也没有。
这件事使我瞧清楚苏联情报组织的功效如何。简直不能想象，大使馆派出来的
人竟能幼稚到这步田地。我当时还想不到：战争爆发以后，这样的作风引起了些什
么后果。
1937年6 月，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已经去西班牙，担任共和政府的军事顾问。
我由斯蒂加接见，汇报了出差的经过。他肯定说，魔侠案已经完全解决。我后来屡
次会见他。
在这些接触的过程中，我原则上同意了从事情报工作。我当“特工〃 并不是出
于爱好或天赋，我也不是军人，唯一的雄心只是跟法西斯势不两立。所以，能说服
我的道理是：苏联军队不需要机器人，也不需要“官油子”，而需要是确信战争已
经不可避免的党员积极分子。
骰子已经抛了出去。我已经定了终生。
第十二章 传说的来源
大家传说：“特雷伯是苏联特务”。这个传说到底从哪几来的呢？有必要加以
说明。
从1930年起，甚至还要早一些，说我坏话的人就说我给苏联搞情报。
正如随便什么传说，事实根据总有一些，不过是经过歪曲和夸大，以便引为证
据。法国保安局和盖世太保的档案里，都确有“证据”，证明我参加过魔侠集团。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在1942年遭盖世太保逮捕的时候，德国人只知道我的绰号叫做让·吉尔伯。
后来在比国搜出了我的真护照，姓名列着利奥波德·特雷伯。可是，自从我参加工
作以来，一直使用“董伯”这个别名。认识我的人都只知道我叫董伯，特别是警察
机关。而盖世太保却不知道董伯。我呢，也就尽我所能，不让董伯和特雷伯对上口。
因为，好几十位党员积极分子，都在1930年被列入档案，作为董伯的联系人。
如果一对上号，这些人马上就会受连累。 幸而在1932年，法国保安局工作出了纰漏，档案里也没有把董伯跟特雷伯对上
号。一方面，保安局监视着“共党捣乱分子”董伯专门在犹太人中间活动。另一方
面，保安局又搞到了斯特罗姆老等着的两封信，都是寄给特雷伯的。
盖世太保利用法国警方的档案，只知道“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叫做特雷伯，曾
经被捕，而在1932年，便在苏联情报案子里受到牵连。不仅如此，从搜查到的护照
里，还发现了特雷伯于1924到1929年在巴勒斯坦呆过。德国人需要在柏林上司的心
目中夸大成绩，所以给我制造了一份了不起的履历：我从青年时期便当上了苏联的
特务，先在巴勒斯坦，后来又在法国。在审讯我的时候，我很愿意扮演这么一个角
色。因为，越是盖世太保把我当做一尊人物，我便越发有活动余地。比方说，盖世
太保认定我在莫斯科受过特工训练，我便故弄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