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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09
郎咸平：用“三个必须”规范产权改革
首先我们看一下产权改革的现状。由1995年至2002年每年2万家中国大中型制造业汇报给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这些企业的产值约占中国GDP的10％和就业量的7％，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些企业按照所有制性质划分为6类，即：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港台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研究结果显示，国营企业比重连年降低，由1995年的70。6％的高比例逐年降低至2002年的31％，这说明了国营企业逐渐退出经济舞台的现实。私营企业由1995年的0％上升到2002年的5。6％。以比例而言这个增长是惊人的，但是以绝对数量而言，却仍远远的低于国营企业。
集体企业的数目也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95年的18。7％降到2002年的9。9％，和国营企业一样，下降至近一半。外资企业由1995年的2。6％上升到了2002年的13。4％，而港台资企业由1995年的2。3％上升到2002年的11。4％。最后谈到混合制企业，该性质企业的成长也是比较惊人的，由1995年的5。8％急升至2002年的28。6％。（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 、港台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六个类型企业的划分和各自所占比例源自香港大学刘俏教授与肖耿教授的研究“Why do firms disguise their profits？”）
综合而言，国内每年两万余家大中型企业之中，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包括港台企业和混合企业逐渐取代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个转变也比较符合中国产权改革的现实情况。
郎氏产权改革新思维
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和判断，当前国有企业的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发生了方向性错误，因此我提出我的主要改革如下。
观点一：必须暂停产权交易。
目前国有资产转成民营资产的做法存在两大误区：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
“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是指内地可视为大陆法系国家，一切判案都应根据条文来判断。但是我们的相关监管法律是缺位的，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都可以做，这就是我所谓法律缺位下的合法。因此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一些人可以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合法地堂而皇之地掠夺国有资产。“买卖双方自定价格交易”是指目前国有资产的转移是抛开了财产的主体（老百姓）而由买卖双方私下定价，因此是不公平的。国企或国资局把属于全体老百姓价值100元的资产以5元卖给了民营企业家。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我提出，不管是买卖双方如何制定价格，这个价格未来必定是要公开、透明、竞价、与严格审计，而不能由买卖双方做决定，因为财产不属于买卖双方，而是属于全国老百姓。如果目前无法保证这些原则，产权交易就必须暂停。
观点二：必须禁止MBO。
我国根本没有正确地认识MBO的本质。中国目前的MBO，并非实际意义上的MBO。所谓MBO应该是公司发行全流通股以后，再用溢价收回所有在外流通股，嘉惠股民。但是中国的MBO变成了国企经理人从国家银行借钱，自己定价，收购不能流通的国有股，这是MBI（management buy in）而不是MBO。因此国企老总利用MBI大量掠夺国有资产，政府一定要严格禁止。
观点三：必须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首先我请问所有国企的经理人，你们比通用的韦尔奇怎么样？谁能比得过他？我相信没有人敢举手。韦尔奇在任20年间，给通用股民创造多少的财富？最终通用是谁的？还是属于中小股民的而不是他的。
但是很不幸的是我国这20年来的产权改革只重视透过激励机制提高效率，但完全忽略了信托责任。
我国国企经理人激励机制不足是个历史的现实，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所有人缺位”的错误思维成为国企经理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最好借口，也就是说做不好反而是应该的，做得好的激励机制就是把国有财产变自己的。
我用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我们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目前的国企改革的做法。我们应该确立一个正确的思维，中国根本就没有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当然有所有人，而这个所有人就是国家。这种国家持股的现象在欧洲和亚洲也非常普遍，并非中国特有。国企老总就是“保姆”，因此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该被炒鱿鱼，这就是国企职业经理人对国家和股民的信托责任。但我们也必须建立一套类同通用电气提高职业经理人经营效率的激励机制。具体做法是政府行政命令首先应该退出市场，而国有股留在市场，成立以专业人士为主的董事会，以市场价格在二级市场聘用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可以包括过去经营卓有绩效的民营企业家。董事会应以每季度的硬指标公开、透明的评估职业经理人，以决定其去留。但职业经理人不能成为股东，他只能透过期权激励机制以市场价格用自己的钱购买股票。
郎咸平：中华文化不养高科技“科教兴国”和“高科技导向”等等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但是我国发展高科技是不成功的。根据《国际竞争力报告》分析，影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五个方面，研究与开发财力不足、科技人力资源效率低下、科技管理水平低下、科技基础设施水平低下、人力和财力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这就是我国研发的状况。
这种状况让人非常担心，不能不给我们以警惕。
高科技发展不成功
根据2000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排世界前列。我们可以来看这么一组数据：1998年以来；我国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位，而同期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分别是中国的58％、57％、28％、19％；在年龄结构上；我国专业技术队伍趋于年轻化。根据1997年统计，35岁以下的专业技术人员占50。5％；50岁以下的占86。7％；在教育程度上，我国1998年以来专业技术人员受教育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基本与发达国家接近。
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说明我国的科研人员数目与年轻化趋势显著提高。在《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中，科技竞争力是其八项指标中的第七项。而根据这份报告，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继1999年大幅度下降12位之后，在2000年度报告中的排名又下滑了3位，位列第28位；我国2000年国际竞争力总体排名也比1999年下降2位，位列第31位。
根据瑞士管理学院的统计，我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按每万人产出专利（包括国际专利与国内专利）的件数，我们作个比较：中国每万人产出专利为10。8件，而美国为1714。4件，日本为1737件，德国为1534件，法国为1504。9件，都超过中国150倍以上；英国为984。8件，韩国为554件，是中国的50倍以上；就拿印度来比，人家为446件，也超过中国40倍。
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之冠，但我们的产出、我们的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这第28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基本没有创造力的国家。
科研思维：“中餐馆”敌不过“麦当劳”
我国高科技企业有下列五大特点：首先是研发人员工资最高，流动性最大。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状况与研发管理调查报告》的结果，52。6％的企业人才流失率在3％以下，而37。7％企业人才流失率在3至10％之间。表面上看我国高新科技人才流失率是远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大约是10％左右）。但这个现象完全不值得乐观，因为低人才流失率说明了现有人才的二级市场是几乎不存在的。而其不存在的原因为高新产品不是市场主流产品，而是属于配套或边缘产品，因此二级市场小。另外，人员流失大部分属于拔尖的科研人员的系统工程师。如此一来，反而造成各企业严重人才荒。
其次，研发人员层次很高，但研发效率很低，科研产品很少。调研结果显示，被调研的企业在技术发展方面，以博士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30％，硕士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45％，以本科生为专业技术带头人有24％。由此可见，我国企业高新技术专业带头人的学历结构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当。而70％公司的研发队伍九成以上的科研人员都是本科以上学历。但是每万人的专利产出却居于世界末位。
另外，科研产品问题很多，维护服务压力很大。这与我国高新科技企业重创新、不重测试有关。我国64。9％的企业注重技术创新，高科技企业中，64％对于测试的投入都维持在5％至30％的水平，21。9％的企业在5％以下，只有14％的企业在30％以上，这与西方40％的水平相比是显然不足的。而且我国企业的测试质量还是比较差的。在国内所谓的测试大部分是由研发人员进行测试，而国外所谓的测试是由独立专业的测试人员进行测试。这是东西方基本上的不同。
同时，企业在研发方面投资大收益小。大部分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总体上是比较大的，有52。2％的被调查单位的研发投入占到了主营收入的3至10％，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标准。有近30％的企业研发投入更高。但问题是高投入并未能带来高科研产品。
最后造成的是“老板给员工打工”，高新科技企业过分依赖研发人员，总是担心他们跑掉，想方设法笼络，没有认识到决策和管理的关键作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有23。1％的企业有认识。这个比例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新成立的高科技企业和倒闭的企业都很多，一批批“先烈”倒下去了，一批批后来者站起来。在国内，这是高新科技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如果这种现象不断重复的话，可能3年后现在的企业又要倒下去一大批。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