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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权威，敢陈其略，藉质高贤。弟以为传统史家，舍本逐未；仅求历史的‘次因’（心物）：昧于历史的‘基因’（上帝）。马克思的历史观，以万法唯物，为外铄的，仅见外在的物质环境。黑格儿的历史观，以万法唯心，为内省的，重内在的理念精神。世人仅事唯心唯物之争，或倡心物合一之说，殊不知唯心唯物，观点虽异，其误则一。易言之，唯物论者，仅从外面看，下面看；唯心论者，仅从自己看，里面看；却都未从上面看。易言之，均是以人为本位，而不以神为中心；仅以人为历史的主角，不知神乃历只的主宰。稽诸史乘，古今中外，圣君贤相，豪杰英雄，均思竭其仁智，寻求福国利民，长治久安，人类共存，世界大同之道；而事实上，则均将宇宙主宰，万王之王，人类救主，和平之君（赛九6），摈除在世界之外（约一10～11）。以是世界人类。虽科学文化，日新月异，法制政体，日趋革新；而史实证明，世界人类，“一切受造之物，都服在虚空之下，受败坏的辖制，一同叹息劳苦；”（罗八20～22）“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而无由自拔。降及今日，天灾人祸，变本加厉，原子战争，威协日烈，圣经预言，大有即将应验之可能（彼后三8～13）。此当为人类最后反省悔悟，归依救主之时期！基督圣道，绝非玄想，乃为无可否认的永存不变的史实。圣经非哲学理论，非凡俗宗教，而乃为史实记载。（关于圣道真谛，弟正拟撰专书，兹未能详。）其中心乃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人类救主之降生与再临。故历史非以人为中心，而应以神为主宰；历史的意义，乃上帝从今世到永世整个过程中一切作为的启示。经云：“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西三2）吾人解释历史，不可仅顾所见的，仅思地上的事。瑞士史家杜平氏（T。H。M。D…Aubigne），云：“吾人无论从任何一面观察历史，均可见上帝的作为；虽肉眼不能认识，但上帝旨意，却藉主耶稣基督在历史中完全表现。”（参看氏著：HistoryoftheGreatReformationofthe16thCentury；Vol。I。N。Y。1846）奥古斯丁将世界人类，分为两类，一属天界，为‘上帝城’（CityofGood）；一属凡界，为世俗城（EarthlyCity）。前者爱神，求神荣，遵神旨；后者，爱自我，求人荣，随魔道。而上帝城必见兴旺，世俗城必趋衰亡。世界帝国（如罗马帝国），乃后者之象徵；昙花一现，终必崩溃。救主降世，乃为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为人类之福音；整个人类历史，乃以主耶稣荣耀再临为指标，而以‘上帝城’最后胜利为归趋（参阅帖后一7；二2～8；启廿一1～8）。英儒吉德（BenjaminKidd），亦谓“世界权力的中心，必自彼拉多（Pilate），转移到主耶稣。前者代表罗马帝国之暴力，后者乃为上帝之权能。”其说亦足与奥氏之见相印证。（见氏著ScienceofPower）
史家汤恩倍氏，虽于基督圣道，无正确深刻的认识；然氏认为一切历史，均为圣经真理“罪的工价乃是死”（罗六23）一语之注解。又谓人类最大之不幸，乃在人类昧于其与真神之关系；一切人为救世法，俱已失败，而‘自我偶像化’，乃为文明解体破落之原因。“人类之盼望，乃在真神化身之基督，人类历史的动向，当向神学迈进”（参氏著CivilizationonTrial）戴维四氏
（DonaldR。Davies）复引申其说，谓汤氏所著‘历史研究’，直可更名为‘原罪学’（ScienceofOriginalSin）。并谓六千年人类历史，对人类启示了一个历史定律，即是“人类一切努力，结果祗是心劳日拙，人类沉沦的命运，绝非人力所能挽救。”（见氏著：打倒人类的虚骄──DownPeacock…sFeathersMacmillian1944）弟对汤氏史学，初未尽表赞同；（详见拙著：基督教的历史观）惟汤氏对人类六千年历史研究，所得之结论，谓人类救世法俱已失败，实大可促迷信‘人本主义’（Anthropocentrism）者之反省。今无神论者正在企图‘毁灭上帝’，转而自毁人类，导演世界空前未有之大悲剧，凡诚忧心世道者，实均应及时信服真神，归依救主，负起宣扬福音，共挽浩劫之神圣使命。阁下当代硕学，望重士林，曩岁承教，快慰生平。虽以后大局急转，分飞各方，然企慕之情，实与时俱殷。归主以后，尤时为公祈祷，终望能有机缘，共扬圣道，此为区区在神前之一番心愿。今幸尊驾来美，复辱赐书存问，用敢掬其诚悃，倾其肺腑，为福音奥秘作见证。虽以纸短，未尽所怀，耿耿愚衷，当蒙蔼察。哈佛与敝舍，相距非遥，如驾再来，谨当扫径恭迎，聊尽地主之谊，并图畅领雅教也。草草不庄，肃颂
教安
弟章渊若谨启
一九六Ｏ年五月十七日
卷下/ 第贰编 证道书简 贰拾捌、论天命与人性
──致唐君毅教授书
君毅吾兄赐鉴：自违雅教，忽逾十载，望风怀想，企慕时殷，神前祈祷，尤以为念。回忆前岁拜读兄等所布‘为中国文化向世界宣言’，曾上寸笺，略陈所感；比奉赐书，备叙往年在渝相识之经过，嗣有江大共事之感想，俱徵相知之深，相期之殷。循诵再三，感及泪下。诚如兄言，吾人所见，虽各不同，“仍终有可相契之处，但不在语言文字之所及，”殆即在此同情之泪乎。弟之所以皈依基督，并非由于所谓思想转变，实乃本乎神之殊恩（弗二8）。感谢天父，“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加一15），襁褓之时，开始学语，即向人言，要做‘好人’；幼承庭训，入孝出悌，洁身自好，被号‘圣人’；诚中保罗自述，“就律法上的义说，无可指摘。”（腓三6）旋在沪肄业某教会大学，即以厌恶所谓‘洋教’，愤而离校。且为反教，专修国学，学习写作，为投稿，“逼迫教会”（腓三6）；由是醉心唯物之说，向往世界革命。二十以后，忽悟欲平天下，必先治国，革命建设，端赖法治；旋即远游欧陆，专治？政，归国以后，尝撰‘唯法论’，倡‘唯法史观’。‘九一八’事起，举国鼎沸，一致罢课，时弟长劳大社会科学院，力排众议，主张复课，垂涕撰‘救亡誓言’一文，布诸各报，师承菲希德‘告国民书’之意，揭‘知识斗争’‘道德斗争’二义，与国人共勉，复深究普法战后德国复兴之道，著‘自力主义，民族复兴之基本原理’诸书；同时复本‘力行近乎仁’之义，发扬王阳明及颜、李之说，。以为振颓起废，复兴儒道之起点。一九三六年，承粤省主席之邀，主持该省设计，同时上海法政学院魏道明部长等，嘱任院长，颇感进退两难。卒以鉴于国难深重，爰本坐言起行之义，毅然赴粤，共赴国难，并响应梁漱溟之‘村治’运动，在粤提倡农村建设，悬为建国利民务本之要道。愧年少气盛，不合时宜；几为王安石之续；行有不得，闭户退思，遂韬晦沪上，习老庄之道；并从家父静坐养气，致力性命双修之功；而家父每日魂游象外，时为道其‘属天’之乐，尤为向往，以为生命之道，端在此矣。嗣先母逝世，弟在陪都，得家父函谕，谓当先母逝世之晨，四岁舍侄，在异象中见有盛大行列，先母含笑登轿，遂安然谢世，信为往生西天之徵。弟早岁本曾随侍先母，诵习佛经，以是遂皈依佛法。惟于各教，仍以为可以观其会通，求其并行不悖之道，爰又创‘比较宗教研究会’。其时且有友好，以弟坚苦自励，志在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怂恿倡导所谓‘墨教’。抗战以后，摆脱仕途，礼聘阁下暨宾四宗三诸公，兴学江南，满拟读书湖山，著书终老，乃又被推主持校政。旋又大局亟转，应召赴京，襄主侨务。惟仍立愿复兴中国文化与东方宗教。一九四九年，应聘赴印，主讲‘亚洲之命运’。（犹忆当年在粤曾将拙讲大纲，寄呈吾兄暨宾四先生核阅）孰知在此紧要关头，乃竟被神拦阻，未克成行；后又蒙神大恩，上承灵光，转迷开悟，皈依基督。凡此饥渴慕道之过程，虽仅概略，挂一漏万，要亦可徵，弟非盲从‘忘本’，偏狭‘排他’之徒。此乃在覆陈尊书之前，首应陈明之前提。
㈡时人复以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混为一谈，此亦为不符事实之误会。基督教本为上帝的启示，乃系属天的圣道，既非文化哲学，亦非来自西方。基督教固能影响文化，陶铸文化；惟前者为本，后者为末；未可混淆，尤未容颠倒。（另详拙著：基督教的文化观）若诚欲追溯其源，基督教实乃原自东方，绝非西方洋教，乃由上帝呼召保罗，始传至西方（参看徒十六6～10）。（反之，世人以佛教为东方宗教，殊不知佛教乃脱胎于印度教；印度教出自吠陀教；而吠陀教乃西方雅利安人之信仰。）严格言之，福音乃真神的启示，“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论犹太人，希腊人；东方人，西方人；外国人，中国人；绝无中西之畛域，更无种族之偏见（罗一8～17）。义大利百夫长哥尼流，为人虔诚，敬畏上帝，周济众人，常常祈祷；惟某日于异象中见神使者，遂恍然大悟，遣其家人，往迎彼得；俯伏在地，皈依基督（详见徒十章）绝末如尊示所谓因“历史文化，亚洲人。”从而深闭固拒，藐视救恩，摒彼得在千里之外，斥圣道为偏狭“排他”。
㈢尊示谓：“耶稣言天之降雨，遍及义民与不义民，即上帝之启示其自身，亦遍及于一切民族中具有神圣气质这人之心。”查此乃就上帝之‘普通恩典’（monGrace）与‘普通启示’
（GeneralRevelation）而言；而非所语于‘特殊恩典’（SpecialGrace）与‘特殊启示’（SpecialRevelation）。“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三16）于此可见神爱浩大，恩门广开；上帝之心，本欲救“一切”信他的人；但其关键，端在“信他”──独生神子，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