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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洋哲人的人生观〗
关于西洋哲人的人生观，详细论述，须待专书；兹仅略举一二，以概馀。
其一是乐观派──例如古希腊赫拉克利图（Herakleitos）以道为宇宙人生常住不变的法则，万有均由其统御指导，以是人生必能臻于协和，止于至善。氏又以善恶乃是对立的，相对的，而且乃是相反相成的。无恶则不见其善，无善则不见其恶；二者相反成成，以是人类生活可以达到协和美满之境。又如斯多噶派哲学家克理安德氏（Cleanthes）和克利斯普氏（Chrysppos）以为世界乃是神的肉体，故乃尽善尽美，毫无瑕庇；人类的恶行，适足促成善的实现。正如一幅图画，其阴影乃所以烘托光辉的显现。复如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认为道德之目的，厥为自得其乐；哲人的天职，当择善求乐。求乐之道：一为欲望之满足，一为不羁于外物；前者为物质之享乐，后者为内心之安和；人类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乃在后者而不在前者。伊氏安贫乐道，尝谓“吾苟得水与与面包，其乐已无殊于神矣！”复次，如德国哲人赖布尼兹氏（Leibnitz）所谓世界乃为神按其无上的理性而创造，以是必为至善；所谓恶的存在，乃仅对善恶的比较而言，其实适足以增益善的光辉。这些学者，虽有乐观的人生，惟于人生的善恶，却是没有绝对的标准。从而流为一种‘道德相对论’（MoralRelativism），此乃今日‘新道德’（NewMorality）运动之厉阶；而所谓‘新道德’，实即为‘不道德’之别名！
其二为悲观派──首倡此说者，为赫祺西亚氏（Hegesias），氏本属居仁尼学派（CyrenaicSchool），居氏原为乐观派，谓“善即幸福，即是快乐；人之修德，惟在求乐。”惟赫氏过趋极端，乃反其说，谓欲求乐，当先避苦；但快乐与痛苦，终相为伴；以是世间终无极乐，人生自无常乐。欲求真乐，惟有自杀！此种自杀哲学，后由辛尼加（Seneca）之阐发，益趋变本加厉；竟谓“自杀乃人生最善之发明”。当时罗马人，风气所趋，竟视“自杀为人类的特权”。又如叔本华（Schopenhauer），谓芸芸众生，无明不灭，均被盲目意旨所支配，终为痛苦烦恼所困扰；欲求解脱，厥宜灭身息命，绝灭生活意旨，进入一种绝对空无的境界。叔氏对印度哲学，佛教思想，推崇备至，视为无上崇高之妙理，故其人生观，实乃不脱佛教涅磐论的窠臼。
其三为改良派──此乃是一种天真的进化论。他们认为自然的灾祸，人间的邪恶，均不难藉人的努力，如科学的进步，教育的发展，加以消除。人生的境界，由于人类创造的空运，不断追求，不断推进可以日趋改善，而臻于至善。人类之痛苦烦恼，并非无法消除，人类祗须抵制罪恶，向上迈进，自可谋社会之安宁，人类之乐利。倡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无由列举。例如美国的詹姆士氏（WilliamJames）谓宇宙不是定命的，恶之存在，所以予人类道德意志一种除恶为善的推动的因素。绝对的完善的世界，只是一种呆板的，不进步的，无生气的世界。从而诋毁基督圣道，谓人类倘使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神作其主宰，实在无啻毁灭人类自由的意志，和道德的责任，则所谓人生，将毫无意义，质言之，詹氏认为人类社会改进推动的因素，乃是人间的罪恶，而不是完知全能，至圣至善万福之源，万善之因的上帝。循其说而演绎之，则人类不应信奉崇拜上帝，而反当歌颂赞美罪恶了！这诚为千古之怪论。而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竟引狼入室，请他的路人杜威（JohnDoway）来华公开讲演贻害国家民族！实属不幸。（见下文）
〖五、中国学者的人生观〗
中国学人的思想，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儒释道各教的窠臼；一方面深中了西洋近代思想的流毒，所以他们的人生观，都不足为人遵奉的主臬。前者，可以现在所谓‘人文教’的宗师钱穆（宾四）先生和唐君毅先生为代表，可称为中国型；后者，可以吴稚晖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为代表，可称为西洋型。限于篇幅，兹略陈之。
先说西洋型──其一为当年胡适之先生所捧为人生观大论战的“押阵大将”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他领导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代表一种极端的唯物论；认为人生并没有甚么灵魂和精神，只是一种机械的“质力的反应”。质言之，人类和动物，并无甚么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必需“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的元素，”否认灵魂的存在。（参看拙著‘原道’第一七七页）其次，为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所谓名满中外，望重士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适之先生。胡氏的人生观，乃是自然主义的，无神主义的，实和吴稚晖先生异曲而同工。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运行，皆是自然的；”“好生之德的主宰”只是一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他又“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甚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和生一只狗，一只猫，有甚么分别！”质言之，胡适先生的‘人生观’，根本不是‘人生观’乃是‘狗猫观’，‘兽道观’！（参看拙著‘原道’，一七八－一七九页）现在举国上下，正在协力反对不合天道人道的无神主义和唯物主义；而对于这位鼓吹无神的，唯物的‘兽道观’的学者，竟惑于其在学术界之所谓声望，为其建造铜像，正不能不为中国思想界悲叹！中国教会，应大声疾呼，鸣鼓攻之！
次说中国型──这可以钱穆，唐君毅二氏为代表。钱唐二氏和吴胡二氏，立说异趣；他们反对唯物思想，强调天道人道，他们也谈神，灵魂，甚至天堂地狱之说，而且忧心世道人心，珍视宗教价值；表面看来，较诸吴胡，似胜一筹。惟是他们既标榜‘人文教’，他们的境界，只限于人文，在他们心目中，自是“天道远，人道近。”他们虽“风闻有神”，却没有“亲眼看见神”（伯四二5）。“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罗一20～30）所以他们一方面把神视作平常，不必敬畏；一方面又以为神虚无渺茫，无从认识，因此也无从相信。于是把一位自有永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我们的‘生命之主’，和‘自然’，和‘宇宙’，和‘真如’，和‘涅磐’，和‘天’，和‘地’，和‘道’，乃至和‘己性’‘我心’，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使真活的上帝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哲学的名称。如果他们真信有上帝的话，他们的上帝乃是照他们自己的形象所构成的概念。此皆古今中外的学者所同有的偏差；因为他们的灵眼未开，未受天启；一切未从圣灵重生的自然人，自“不领会上帝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林前二14）作者皈主以前，创办大学，曾聘二氏，分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堪称志同道合，对二氏敬业乐道的精神，向所敬爱，历年为其恒切祈祷，每至涕泪纵横，雅不欲对其所见，加以深论。兹公就其著述，略叙其要，以见其对于人生了悟之境界。
钱穆先生论‘人生之路向’说：“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也不偏向物，也不屹然中立。他们只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之化育。他们有一个辽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乃是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因此儒家不走宗教的路，也不想建立一个上帝”（力生谨安：上帝乃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断不容被造物来把他“建立”，如果说“建立一个上帝”，那等于说作一个四方的圆形，此于事理，万不可通；且又以人为‘造物主’而以神为‘受造物！’，乃为亵慢上帝！）他们只说性善，说“尽己之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里。”（力生谨按：中庸说：“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天命之谓性”。可见人若不知天（神）便不能尽己之性，譬如一人，若无镜子，便不能照见其本相之鬼恶与否。钱氏号为儒家宗师，何竟不明此理，背其所信。关于此理，余另有专书论之。）因此钱氏反对基督教，认为“由于精神之向外寻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创立宗教，完成教会组织。”（力生谨按：上帝乃造物之主，非由人“安排”；基督教乃是上帝的启示，非由人“创立”，不是“世上的小学”；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人间的组织。）“然而上帝和宗教，也曾向人翻脸，也曾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禁止人生之向前！”（力生谨按：上帝仅向罪人掩面，却从不“禁止人生向前”，上帝乃是人类生命福乐之源；他是我们的牧者，“一生一世，必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诗廿二篇）上帝乃‘生命之主’，何至“吞噬人生”）钱氏又论“人生目的和自由”说：“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甚至说：“自杀寻死，也是人生的自由，”“你看电影也好，自杀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报力生按：儒家主张“人皆有是非之心”，何以“不该有是非之分”；又谓：“非礼勿视，”是则电影不可滥看；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自杀不是大德。钱氏在该文中又说：“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望获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