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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施于人。”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曰“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礼运大同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尤为士大夫所共同向往的境界。
这种道德教训，可再加引徵；篇幅所限，姑止于此。究其大旨，无非都以仁民爱物，渡世济众为止境；而却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的教训（路十27；太廿二37）。圣贤立教，均重爱人。他们以为“天道远，人道迩”，故以博爱济世为道德至高之目的，人类应有的天职。他们崇奉这对象为‘人道’，乃是假借的符号，抽象的名词，其实‘上帝’就是‘人道’。故他们把爱神敬神，视为无足轻重。他们纵不否认上帝，却并不荣耀上帝（参阅罗一21）。失诸毫厘，谬以千里，人文主义的道德哲学，这才发生重大的偏差以及严重的流弊。
第一，他们行道的动机，既非荣耀上帝，故根本不知上帝的分义和圣洁。虽曰‘止于至善’，实乃自负自义。老子说：“大道发，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道德经第十八章）。我国人文主义宗师唐君毅先生亦承认“中国儒家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特多伪君子。”（见氏著：‘人生之体验续编’，五九，六一页）此乃废弃大道，不求神荣，不肯认罪悔改，但求自负自义的结果。查旧约所记，约伯为人，完全正直，且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但乃病于自义，及后遭遇试炼，约伯始承认：“我从前风闻有你（上帝），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一1～8；四二5～6）以赛亚先知“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便呼叫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赛六1～5）人非见神，终不能认罪；此乃侈谈行道，自负自义的人文主义者，首应深切反省悔悟者也。
第二，他们行道的动机，既非为求上帝的荣耀，故他们的目标，乃在贯彻他们自己的理想，实现地上的王国，而非为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例如，马克思抄袭恽司丹莱（GerradWinstanley）的陈说，把世人的罪孽，推在私有财产制度上面，认为正本清源之方，端在推行共产主义，始能除去罪恶。（参看C。H。Sabine：〃TheWorksofG。WInstanley〃诸书）马氏从而发明一种‘经济宿命论’（EconomicDeterminism），说人类生活都是由物质环境所决定，毫无自由，亦毫无责任之可言。照此学说，则资本家仅是‘命运之神’所支配的木偶，不是主人；则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命运，绝对无能为力，连马氏本身，亦是同样受‘命运之神’的操纵，无法改造革命。但马氏却要推行其道，号召世界，掀起革命运动，认为此乃神圣的使命，道德的责任。殊不知马氏自相矛盾。倘使共产革命是可能的话，则共产革命，便绝不可能；甚至马克思本人，亦不可能出生，因为他也是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种道德行为，和革命运动，建立在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之上，而且还要付绝大的代价，要毁灭三分之二的人类，使其贯彻，岂非是人类莫大的不幸！
第三，人类行道的动机，既非为求神荣，又非为求神国，则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遂成为现代人之道德信条，以追求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为道德的无上任务。英国人文主义协会（British
老亚当：“我为甚么要献身利民呢？”
人文教主：“因为这对整个社会是最有益的。”
老亚当：“但整个社会和我有甚么相干呢？”
人文教主：“因为整个社会之福，便是你切身之利。”
老亚当：“哈哈！这真是笑话奇谈！”（仍为‘切身之利’）说着便转身抢了一位寡妇的皮包，大笑而遁！
最后人文教主非常后悔，他没有想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耶十七9）他应当先警告那人，这种行为，如被警察逮捕，会有不幸后果的。（参看前引Dr。ClarkH。Pinnock之讲稿）这一段对话，足令人文教主觉悟，如果人不悔改，人性不改，如果没有“我向你犯罪，惟独得罪了你”（诗五一4）的根本警觉，如果心灵里没有听到上帝“你应当”的至高无上的道德命令，如果没有敬畏上帝，遵行超乎人的，至圣至善的上帝的律法之心，如果没有“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纯正崇高的动机，则其他道德动机，都不足令人真切悔改，弃邪归正，离恶行善的，而所谓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乃是自欺欺人的空谈！
第四，由于人类行道，没有纯正崇高神圣的动机，其结果非但趋于功利主义，还要流为道德的虚无主义。例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氏。他崇尚功利，不讲伦理；且竟认为传统的道德观念，完全建立在迷信上面，世人以为某种行为得罪了神，于是有一种罪恶观念。他认为现代科学昌明，世人应能自己思想，不必再怕圣经的教训，而应对传统的道德律根本加以怀疑。罗氏认为“道德律的善恶，须视其能否令人快乐以为断。”因此罗氏提倡性交自由，伴婚制度；认为传统的贞操观念，伦理思想，祗是剥夺人生应享的幸福，没有遵守的必要。他又主张对杀人凶犯，应加优待，正如医院处理病人一样，应使其减少痛苦。这种主张，无啻鼓励行凶杀人。罗氏的道德哲学，实乃‘贬善’‘赏恶’，‘诲淫诲盗’。（详见拙著：‘驳罗氏反教之谬论’，及罗氏‘Why
基督徒在世为人之道，先要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太六33），“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要爱人如己。”（太廿二37～40）基督徒‘修身’‘尽己’，‘学道爱人’的工夫，绝不在其他宗教之下；但其间有一个基本不同的特点，便是先要以爱上帝为起点，要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首要。语云：“本立而道生”，这一个本末之分，非常重要；否则舍本逐末，必落虚空；失诸毫厘，谬以千里。中国人常说‘敬天爱人’，但事实上，天的观念，根本模糊，何有可敬之对象，更无敬畏之实意。（另详拙著：‘圣道通诠’第三章‘基督教之天道观’）空言‘爱人’，不务其本，卒至口惠而实不至，故人文主义者唐君毅先生亦承认“中国儒家的社会文化中，所以特多伪君子。”
基上所述，人文主义者，既不知人性之败坏邪恶，尤不知上帝之圣洁公义；故其人生，既不能有超凡入圣，舍己爱人的襟怀；而其行道，亦不能有纯正崇高，敬神事神的动机。此亦基督圣徒，对弘道救世应有之深刻认识也。
〖三、道德之实践〗
古圣教民之道，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近代人文主义者，鉴于人心之陷溺，提倡‘道德重振运动’，其志固可嘉，其效则殊鲜。诚以人类自始祖犯罪堕落以后，已失其与上帝的关系，不但灵性堕落，天良泯灭，心地昏暗，灵眼失明，不能认识上帝，行善毫无能力；且复受制于魔鬼的权势，作了罪恶的权仆，“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六5）因为“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祗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盖所谓‘人性本善’，乃属幻想，我们肉体里面，有一个犯罪的律在支配我们，叫我们不能顺从上帝的律（罗七18～24）。虽想‘诸恶莫作’，却是‘明知故犯’；虽欲‘众善奉行’，却苦‘力不从心’。所以人类的问题，尚不在应否行善，而尤在如何行善；不仅要有行善的心愿，而尤须具行善的力量。
人文主义哲学家，如康德之流，不明此理，误以道德为宗教的基础，妄想以道德代替圣道的地位，此乃本末倒置，拔本塞源，势将令道德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故所谓‘道德重振运动’，乃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空想。譬如一轮汽车，里面已无汽油，或则电池已经无电，则无论如何发动和‘重振’，其结果势必徒劳无功。现在教会里面，还有些‘社会福音’派，藐视圣灵；空言‘行动’，侈谈服务，已成为变相伪装的人文主义，使圣道名存实亡；而他们也忘其传道之圣职，竟作了野心政客无神论者之工具。
基督圣道和其他人文宗教，有一根本不同的特点。其他各教，相信人性本善，力能自救，乃是一种牖民劝世的自救教。而基督教，则不是劝世的空谈，乃为救世的神恩。照基督教的道理──即真神的启示，罪恶已令人类陷于一种万劫不复的境况。仿佛一人，犯了滔天大罪，已经被判死刑；同时又患毒癌，祗是等候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罗六23）陷于这种境地的人，如果要他们努力行善，造福人群，必先赦免他的死罪，同时医治他的死症；否则都是空谈。然而这乃正是世人实际的惨境和逼切的需要。第一，他必需有人救他，使他罪蒙赦免，出死入生。其二，他必需有人医治他们背道的病，和败坏的心灵。关于第一点，他需要主耶稣基督，神惟一中保，替他赎罪，使他脱离罪状，免受死刑。关于第二点，他需要圣灵的大能，使他重生，成为新人，脱离败坏，成为圣洁，和上帝的性情有分。这二者乃是世人出死入生，
称义成圣，缺一不可的条件；亦为其修己达人，不可独等的起点。
基督教之伟大，乃在其救赎工作之完备。一个国家的元首，虽能有赦罪之权，但却不能保证罪人脱离罪性，不再犯罪。凡俗教主，虽有牖民劝世的宏愿，且有一套嘉言良箴，伦理教训；但却没有行善的能力，终难达成‘知行合一’‘天人合德’的理想。主耶稣基督则与国家元首，凡俗教主，不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