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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顾顺章是在１９３２年初。那时中统派到顾顺章身边做秘书的王思成，大概是奉中统的旨意，打算为顾顺章做媒。王将此意告诉了手下一个工作人员吴洪林。吴回家对其婶娘谈起此事，这位吴老太太与我家是近邻，便向我母亲提起此事。当时我在读中学。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后，母亲拿了顾的照片给我看。我出于好奇，就答应与顾见面。
见面后，顾顺章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矮点，人长得还英俊，挺神气，能说会道，见多识广。那年我１９岁。他看上去大我好几岁，显得老相。他自尊心强，为避免不愉快，我一直未问过他年龄。直到１９８３年秋李强同志专程来上海见顾的遗孤和我，在谈话中我才知道顾属马。顾的女儿顾利群（小学退休老师）说：顾属马，腊月三十日生，当是公历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２日。
大约来往了两三个月，我父母便提出结婚。婚礼是３月８日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的。
顾顺章想脱离政治
我与顾顺章结婚后，住进了南京细柳巷４１号。这是一幢四开间二层楼房。楼上四间，顾和我住一间，顾的老母（过去一直在上海宝山农村与亲戚同住）住一间，顾４岁女儿顾利群和３岁侄儿顾益群（顾翰章、吴颉兰之子）及保姆住半间。另一间是客室兼书房，孩子住房的后半间是顾看书写字用。楼下四间和厢房，一间是饭厅，一间住中统派给顾的秘书王思成，一间住胡洪涛、陈文昭夫妇（变节分子），还有一间住中统派来的人。还有一个女会计樊岚、保镖林金生住楼下边的房间。这幢房子对外称“王公馆”。
婚后我发现顾不出门上班，向他问起，他笑笑说：“陪陪你呀！”有时外出，他就要化装，戴一副眼镜，在门牙上套上一副假牙，整个脸型就变了。不过他外出的时间很少，一般在家里，同胡洪涛夫妇、王思成等聊天，也同过去的一些“同志”在一起诉诉苦闷。他们在谈话中，有对党内路线斗争不满，也有对过去战斗生活的留恋，对眼前现状处境感到不愉快，对前途表示悲观。
顾当时已有脱离政治的念头。他从上门兜售的古玩商人手上收买了一些古玩，有瓷盆、碗等，其中有真有假。他把买来的古玩编号成册，装了两个木箱，打算一旦获得自由就到上海去开古玩店。
顾顺章与陈赓的一次深夜密谈
１９３３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来细柳巷与顾见过一面。他俩在楼上孩子们住的后半间屋里会面，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陈赓离开我家乘车去了上海。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顾也没对我讲。但我看得出陈赓同他的见面和谈话对他触动很大。李强曾告诉我，陈赓与顾顺章在党内时是“同志加兄弟”，他们３个常在一起，很要好。
保镖“出卖”顾顺章
中统派给顾顺章的保镖林金生，是胡洪涛夫妇介绍的。林原是宪兵，不学无术，失业在家乡丹阳。他的工作除了跟随顾外出之外，无所事事。林金生百无聊赖，在外赌博，赌得负债累累。
一次顾要林替他送一封信给戴笠，林为偿还赌债，便将信拿去交给了徐恩曾，以讨得赏钱还债。这封信写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以后也未听人说起。当时上海刚好发生了中统派出的特务马绍武遭暗杀的事情，徐恩曾怀疑是顾指使人干的。便在一天晚上叫顾去开会，对顾进行了威胁。有人还在会上拔出手枪警告说：“再不好好干，枪毙你！”深夜顾顺章归来，对我说：“差点今晚回不了家了。”
从那以后，保镖就走了，顾也病倒了。
顾顺章同徐恩曾闹翻
顾顺章同徐恩曾他们闹翻后不久，就被命令搬出细柳巷，迁往南京城南安品街７０号。这里是一所老宅院，有四进深，我家住最后一进。第一进住着便衣人员，也住过被顾保释的工人。另外还有边房和小院。
我家搬去后不久，冯达、丁玲夫妇就被送到这里关押。徐恩曾命令顾负责看管丁玲夫妇，而前边住的便衣特务就监视顾。
我常常带孩子去丁玲住的小院看她，同她聊天。看守并不注意我。顾曾暗示我送一些水果食品之类的东西给丁玲夫妇，还曾要我把他的中统的辞呈暗送给丁玲看过。由于天气变化，丁玲夫妇衣服不够，顾暗示我帮助他们。
在这段时间里，徐恩曾夫妇曾经分别来“探望”顾的病，徐太太还以古玩、朱熹字画相赠，但顾总是推托有病不能工作。
这期间顾写过一本书，是由他口授，请人记录整理的，书名好像是《特务工作理论和实际》。
顾顺章被捕
徐恩曾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矛盾，表示对顾的信任，便让顾去日本养病。１９３４年春，我家奉命搬出安品街，另在城南甘露寺５号租了一处小屋住下。顾安顿好老小后，就只身去日本了。
初夏，我带顾的女儿顾利群前往日本，他带我们游览了一些名胜地。我因国内有家中老小，不久便回国了。
这年９月上旬，徐恩曾派人叫我去谈话，主要是了解顾在日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我如实说了，徐便嘱我写信要顾回国，９月下旬顾便回来了。
大约是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７日左右，徐恩曾派人叫顾顺章去谈话。顾行前很担心犹疑，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但时间不长就回来了。我问起谈话内容，他说徐问他的身体，他称尚未完全康复，徐要他上班工作，他没有答应。１０月２日下午，又来叫他去谈话，他吃罢晚饭就走，这次行前没有顾虑，却反而出事了。他走后一个多小时，突然来了一大批人，有王思成等人，在我家大肆搜查，搜走了一些来往书信和值钱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顾被押到苏州，关进了江苏反省院。大约１１月份，徐恩曾派人来通知我去苏州探望顾，我很高兴。没想到这是徐恩曾设下的圈套。我被从边门带进反省院后，就在一小院里的临时拘留所关了起来，而顾顺章当天已从前门押往镇江。
过了几天，我就被关进了正式牢房。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份的一天，我被看守从熟睡中叫醒，穿好衣服后，被带到一间会议室，在场的有王思成等人。他们向我宣布，顾犯了罪，已枪毙了，要我好好在此反省。我当时就大哭了起来。
我在反省院这段时间，同牢房的一位难友周秀珠，对人热情真诚，在我刚被关押时，不时劝慰我，说笑话给我听。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中共中央委员，是已牺牲的罗登贤烈士的妻子，她是认识顾顺章的。１９３６年底我们被释放出反省院。不久，周秀珠随周恩来去延安，一起走的还有刚出狱的陈赓夫人。
安葬顾顺章
我获释回到南京后不久，王思成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镇江，找到当地机构又派了一个人陪同，到了郊区一处荒芜的断垣残壁角落，那里有一个矮矮的土堆，他们告诉我顾就埋在那里。我就在镇江南门外选购了一块地，将顾安葬了，同时还把他前妻张杏华的棺柩从宝山迁到镇江合葬。当时立的墓碑上，是用的“顾啸仙”这个名字。
解放以后，我先在妇联工作，后又调区政协秘书处工作直到退休。我与顾结合的这段历史，是向组织交代过的，也告诉过我的第二位丈夫。
现在我已年过八旬，有三儿一女，都是大学毕业生，在京、沪、宁工作，晚年生活很幸福。
发表于：《忠林坊》
百度百科关于顾顺章的条目：
顾顺章（1904－1935）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1931年4 月24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身为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大喜过望，因为他已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当然黎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顾顺章。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