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许多年了，她走过街坊里巷，对那些颓垣危房、毒品黑市和褴褛的乞丐熟视无睹。1979年的一个礼拜天，在去数堂唱诗班的路上，邵希尔看到一个昏迷的女人躺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她想那人是个瘾君子，于是就走开了，但她脑中却无法抹去那名妇女的影子。
她陷入深思。耶稣基督会教导她如何做呢？她回到家叫上儿子帮助那名妇女摆脱了危险。邵希尔并不知道那妇女的名字和她为什么会昏迷不醒，但这件事使她开始关注社会下层的惨境、贫困和悲哀。
这位9个孩子（有一个脑子还有毛病）的母亲决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她借来割草机，清出了一块荒地。
左邻右舍先是感到好奇，继而加入进来。每到周末，15个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在搬运垃圾或是割掉空地丛生的荒草。
市政当局的官员们注意到一向冷漠的邻里关系开始好转。1980年罗奈克市让邵希尔和她的邻居们参加一项该市与邻近三市合搞的试点工程，目的是帮助市府设立目标，拯救那些贫苦困顿的人们。
由于邵希尔和其他和她一样平凡的人们的努力，试点很成功。现在罗奈克市有25个街区建立了这样的体系。弗吉尼亚州的其他城市也纷纷仿效。罗奈克模式成了全美学习的典范，政府官员们努力使公民加入到这个体系来。邵希尔和她的组织“西北社区环境组织”荣获1994年的“总统志愿者行动奖”。该奖由克林顿总统发起，意在表彰改变社区状况的志愿者的努力。
但邵希尔说白宫的认可并不代表着成功。成功在于使那些曾是毒品交易的露天市场变成设施完善的儿童游乐园，在于她的组织能购买住房来作为养育院并能获得市政当局的资助。
成功还在于能够吸引支持街区服务的人们提供低息贷款；在于能组织更多的业余人员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在于获得更多的资助。邵希尔说：“看到孩子们回家真让人高兴。我知道他们关心什么，我死之后他们会使这个街区保持下去的。”
（托尼·维特）
4000美元的故事
张口求人，万事不难。
——英国谚语
女儿简娜读高三时获得作为交换学生到德国学习的资格。我为女儿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感到高兴。但不久负责交换学生的组织通知我们须缴纳4000美元的费用，6月5日之前交上，离现在只有2个月的时间。
那时我已离婚，带着3个孩子生活。筹集4000美元简直无从下手。我收入微薄，手头拮据，没有积蓄，没有贷款的信用，也没有亲戚能借我钱。那当儿我感到非常无助，好像要我去筹集400万美元似的。
幸运的是那时我刚参加了杰克·坎菲尔在洛杉矶举办的一个“自尊研习班”。我从中学到了3样东西：第一，要想得到什么，那就得张口；第二，要想得到什么，那就得下点决心；第三，要想得到什么，还要采取行动。
我决定把这3条原则付诸实施。首先，我写了这么一个表示决心的字条：“6月1日之前愉快地筹集到4000美金供简娜赴德之用”。我把它贴到浴室的镜子上，又复印了一份放到钱包里，以便每天都能看到。我还填了一张（空头的）4000美金的支票放到汽车仪表板上（我每天开车的时间很长，这样的提醒很是醒目）。我又拍摄了一张百元面值的钞票，放大之后贴在简娜床头的天花板上，这样她每天从睁开眼到睡觉之前都有看到它。
简娜15岁了，是个典型的南加州的少年。她对如此种种近乎荒诞的想法无动于衷。我向她和盘托出这一切的缘由并建议她也写上一份表示决心的誓书。
现在我的决心已经明确，需要采取行动，向人张口了。我一向自给自足，不依附别人，不向别人伸手。所以对我来说，张口向所认识的亲朋好友要钱已属不易，更何况向陌生人相求呢！但我决定做一下，于我又有何损？
我做了一张传单，上附简娜的照片和她为何想赴德学习的陈述。底部留一附单，人们何以撕下来连同汇款一起在元月一号前寄还我们，我请求5、20、50或100美元的赞助。我甚至留下一空行，以便赞助者自行填写赞助金额。然后我把这些传单寄给每一位亲朋好友甚至是点头之交的人。我还寄给我工作的办公室、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几份。我查询了本地30家服务机构的地址，也给他们邮了些。我甚至给航空公司去信请求他们让简娜免费乘机赴德国。
报纸没有刊文帮我呼吁，电台无动于衷，航空公司也回绝了我的请求。但我继续求助，继续发我们的传单。简娜开始梦想意外之财了。随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开始收到资助了。第一笔5美元，最大的一份馈赠是亲朋好友的800美元。大多数是20或50美元，有的是认识人寄来的，有的则来自索昧平生的人。
简娜对这种构思着迷起来，她开始相信这能使她如愿以偿。有一天她问我：“你认为用类似的做法能让我考到驾驶执照吗？”我保证说可以。她试了试，果然拿到了驾驶执照。到6月1日时，我们竟收到了3750美元。真让人激动不已。然而尽管不错，对还差的250美元如何等措，我还是一筹莫展。6月5旧之前还得想法弄到这250美元。6月3日那天，电话铃响了，是镇上一家服务机构的女士打来的。她说：“我知道我已过了最后期限，现在是不是晚了点？”
我回答道：“不晚。”
“那好。我们真想帮帮简娜。但只能给她250美元。”
总共加起来有两家机构和23名资助者使简娜梦想成真。在德国的1年中，她给他们去过好几次信谈她的经历。回国后简娜还在那两家机构作了演讲。对简娜来讲，从9月到5月在德国沃尔森的交换学生的生活是一段美好的经历。这拓宽了她的视野，使她对世界和人类有了新的理解。从那以后她在欧洲漫游，在西班牙工作了一了夏季，又在德国工作了一个夏季。她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作为美国服务志愿队在佛蒙特的一家艾滋病防治机构工作了两年，现在正在攻读公共健康管理的硕士。
简娜赴德后一年，我重新寻觅到一生所爱，还是用的那3种方法。我们是在一次“自尊研究会”上相遇的，结婚后又参加了“夫妻研习班”，之后的7年里我们到各州旅行和长驻，其中有阿拉斯加州。我们还在沙特阿拉伯住过3年，现在我们住在亚洲。
像简娜一样，我开阔了眼界，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这一切归功于我学会了对所想得到或成就的物和事，要一张口、二下决心、三采取行动。
（克劳德特·亨特）
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经历
我已经学会尽可能小心地使用不可能一词。
——温何·花·布劳恩
两三年前，一次经历影响了我的信仰体系，以至于永远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那时我参与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意在开发人自身潜能的组织。我和其他50人还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领导才能工程”的培训。某周的例会上，大家提出了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举措，从那天起，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这项举措意在为洛杉矶市1000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此外还要求搞些衣物来分发给他们。最要紧的是，我们还不能自掏腰包，不能动用本人的一个子儿。
可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在餐饮业或类似行业里工作，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不是勉为其难吗？”然而我们还被要求在周六上午做好所有这一切。现在已经是周四了，我更加预感做成这件事简直是太不可能了。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如此认为。
环顾四周，我看到50张板得紧紧的、好像刚刚擦过的黑板的脸孔。没有一个人对怎么着手这项工作有一点头绪。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既然没有人站出来表态服输，那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说：“是，可以，我们一定能做到，没问题。”
于是一个人提议道：“那好，我们要分一下组。一组去搞食物，一组去搞厨具。又有一个人说：“我家有台卡车，可用来拉家什。”
“太棒了！”我们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又有人补充道：“还要一组负责招待和募集衣物。”我还未及多想，就被任命为联络组组长了。
到凌晨2点钟，我们列出一个单子，写下所能想到的应做的每件事，然后把任务分配给每个小组。之后回家小睡一会。我记得我把头搁到枕头上时还在念叨：“上帝，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我们要全力拼一下。”
6点钟，我被闹钟吵醒，几分钟后，2名组员来了。我们仨个和组里其他人要试着在24个小时之内为1000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
我们翻出电话号码簿，给我们列出的每一个也许能帮上忙的人打电话。我第一个电话打给范恩合作总社。听完我的说明，那边告诉我说他们必须递交一份要求供给食物的书面材料，而且需要2周才能获准通过。我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等不了2个礼拜，我们需要当天弄来，最好在天黑之前弄到。那个部门经理说她一个小时后给我回话。
我又给西贝格尔公司打电话，重申了我们的要求。老板爽然同意，真让人喜出望外。我们一下有了1200个过水面包圈。等给扎基农场打电话想从那里搞到些鸡肉和鸡蛋时，我的呼机响了，同伴告诉我说他在汉森果汁公司搞到了一卡车新鲜的胡萝卜汁、西瓜汁及其他种类的鲜果菜汁，汉森公司愿意把它们捐赠出来——这就像一个明确的本垒打让左右卫忙乱起来。
范恩合作总计的部门经理回电话说她为我们搞到了各类食品，包括600个面包。10分钟后又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们打算捐献500个玉米煎饼。实际上，每10分钟都有一个组员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