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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下的毛泽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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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校长李元甫曾经当众表扬他的文章深得康梁笔意,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他的习作《言志》、《救亡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一时为全校师生所传诵。以后,他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和湖南全省高等中学(省立一中的前身)上学,都以作文优异著称。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匀。国文教师袁仲谦(吉六)先生是前清举人,最重古文教学,很欣赏毛泽东的才气纵横,笔力雄健,但又嫌他的文章太像梁启超的“野狐笔”,劝他多读古文。为此,毛泽东曾经下功夫熟读《昭明文选》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他还从玉泉山旧书店买回一套二十多册的《韩昌黎全集》,将袁老师批注过的善本借来校正其中讹错。经过反复研读,揣摩其笔法,他终于能写出一手入格的古文来。袁仲谦在评语中,甚至称赞他的文章“深得孔融笔意”。现在我们从他写的《祭母文》、《〈一切入一〉序》及一些书信中,还可略见当年文采。不过,这种古体并不适于反映变化日新的现实生活。因此,“五四”以后,他主编《湘江评论》时,便改用白话写作,终于崇实黜华,使文风与学风、形式与内容臻于统一。 
  总括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康梁的思想启蒙,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的确形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它开辟了一条由初步接受启蒙教育而走向“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通道。 

六 探求“宇宙之真理” 
  (一)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11年春,东山学校的贺岚岗老师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毛泽东也跟随贺老师前往读书。 
  毛泽东第一次坐轮船从湘潭到长沙,顺利地进入湘乡驻省中学。读到下学期时,革命党人就于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10月22日,毛泽东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亲眼看到了新军在长沙“反正”的情景。为了支援武汉,毛泽东毅然报名参军,在长沙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里当上了一名列兵。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以后,毛泽东天真地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他决心脱下戎装,继续求学深造。他曾经报考过几个职业学校,后来正式进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由于学校课程繁杂,校规刻板,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毛泽东在那里待了半年,又自请退学,寄住湘乡试馆,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自学。他在这里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还广泛地涉猎了一些近世欧洲文史哲名著的中译本。这是他通过梁启超的论著而接触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之后,进一步比较系统地研读“西学”。 
  1913年春,毛泽东二十岁,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第四师范。1914年2月,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学习,至1918 年夏毕业。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国际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发动了五四爱国救亡与思想启蒙运动。在革命高涨的新形势下,毛泽东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后来他追忆当年的思想状况说:“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确定无疑的。” 
  在学术方面,他的兴趣集中在文史哲方面。他于四师写的课堂笔记《讲他在杨昌济老师的指导下,与蔡和森、陈昌、萧子异、萧子■、熊光楚等组成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对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进行定期的讨论。在此期间,他精心研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写下了一万一千多字的《批语》。开始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以下简称为《研究》)一文。此外,他还经常与师友通信,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二)归根于“大本大源” 
  青年毛泽东在《批语》中一则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再则说:“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且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 
  把这两条批语联系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出,青年毛泽东肯定人生是肉体与灵魂的团聚。这种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思想渊源的。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张载说:“气于人,生而不离,死而游散者谓魂。”他们都认为气是生命的本质,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青年毛泽东继承了“聚散”之说,但并不主张“气”一元论,而是认定精神与物质“共存”,带有二元论的色彩。 
  毛泽东在《批语》中还写道:“即宇宙亦终古在同状之中,并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这就表明,他肯定世界上有物质与精神两种本原,后来他说自己早年曾经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就是指的这种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于自然观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界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这种唯物主义倾向,在1917年所写的《研究》一文中有更充分的表述:“夫知识之事,认识世界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这就是说,我们的感觉活动有赖于感觉器官,思维活动有赖于人的大脑。无疑的,这些都是清醒的唯物主义的认识。 
  然而,由于毛泽东当时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即令在体育问题上,他也还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在论及体育与智育、德育的关系时,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这种比拟在中国哲学史上早就出现过。王夫之说:“车者形也,所载者神也。”人们一向认为,这种论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如果加以过细推敲,就不难看出,从这种比拟中还可能引出唯心主义的结论。试想,如果人的身体只是负载精神活动的某种容器,那末,精神难道不可以离开这种容器而进行单独的活动吗?事实上,青年毛泽东正是抱有这种看法。1916年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这就是说,人的肉体停止活动以后,灵魂可以继续进行独立的活动。青年毛泽东的这种观点,与康德的二元论哲学有关。20世纪初,康德哲学在我国风行一时。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蔡元培等,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和传播康德哲学。严复具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认识论方面,他接受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对陆王“心学”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又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不可知的。梁启超宣扬康德的先验哲学,尤其不遗余力。他在《近世第一哲学家康德之学说》中认为,人的生命有两种:一是肉体生命,属于现象界,受必然法则支配;一是本质生命,即“真我”或灵魂,它超越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在《新民说》中,他进一步将宋明理学与康德的先验论相比附,谓“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毛泽东多次谈到他青年时代曾经信奉过康德哲学。由于当时还没有人原原本本地翻译介绍过康德的原著,他所看到的主要是一些新康德主义的杂拌(如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以及梁启超等人提供的第二手第三手材料。 
  毛泽东在1917年研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写道:“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在这里,他也是把人生理解为五官肉体与心灵活动的复合。人死时,灵魂就会离开肉体“到别种世界去经验”。《批语》还写道:“人由生之界忽然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之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挽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他仍然深信灵魂是不死的,所憾者不知其归宿。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指出的,这种灵魂不死的观点是一种最古老的唯心主义形式。在中国哲学史上,包括张载、王夫之等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还不能完全摆脱这种传统观念。毛泽东正是接受了他们的影响,而又把这种观念纳入二元论的轨道。 
  毛泽东《研究》一文的思想主流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和触及哲学的根本问题,其唯心主义倾向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主要是由于在世界观方面,长期以来,老师们所口授心传和他自己所耳濡目染的,主要还是孔、孟、程、朱、陆、玉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它们在青年毛泽东的头脑中产生着错综复杂的影响。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讲《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采用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教本。但是,他“所讲不限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 页)在中西两个渊源中,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而宋明理学尤为杨昌济所推崇。 
  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会受到杨的熏陶。他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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