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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崇拜康梁
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寻找思想上的导师。泽东当时首先找到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梁是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等人一面主张倡西学、开议会；一面又认为这些都并非“道”、“本”，唯有“性命之原，天人之故”，才是千古不易之“道”。康有为了解这个“道器”“本末”之间的矛盾，他披着今文经学的外衣，通过宣扬孔子托古改制之说，来揭示自己的变法主张。在他看来，民权平等的资产阶级学说，皆合子孔孟的“圣人之道”，要挽救危局，必须抓住这个“道”和“本”。他还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当今为“据乱世”；经过变法维新，可进入“升平世”（小康）；而“太平世”（大同）则为未来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康有为的这套学说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武器和舆论准备。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康有为激于爱国热忱，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一系列救亡图存的主张。1898 年6 月11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由于阻力很大，写在纸上的诏书无法付诸实行，不出一百零三天，维新运动就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打击下归于失败。康有为逃亡海外，后来变成了“保皇党”的首脑。但是，维新运动的影响并未从此消歇。湖南是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戊戌政变后，虽然同样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摧残，但运动中的积极成果仍然直接影响了湖南的历史进程。例如戊戌前后开始兴办的卫矿企业，成为湖南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最早的萌芽；著名的时务学堂培育了第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湘学新报》（旬刊）、《湘报》（日刊）鼓吹维新变法思想，使社会上逐渐出现了“言新则群喜，语旧则众唾”的新局面；尤其是谭嗣同所主持的“南学会”、“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梁启超语），开启了议会政治之先声。所有这些，都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封建传统，为树立新思想，新风气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毛泽东虽然晚出一代，未能躬逢戊戌维新的盛举，但仍为其流风余韵所浸润。
当1910年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表兄文运昌送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和一本记述康有力倡导变法的书。毛泽东立即为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章所吸引，他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有的文章差不多能革命民主主义成了我国20世纪初年的思想主流。湖南又是革命派的重要基地之一，英才辈出。但那时革命派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联络会党，策划起义。而在思想启蒙方面，并没有多下功夫。梁启超则大不相同，他于戊戌变法失败亡命日本时，主编《新民丛报》，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每出一册，内地争相翻刻，风靡一时。由于他曾经主讲时务学堂，在湖南的影响更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不是从革命派那里，而是从维新派，特别是梁启超那里接受启蒙教育，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三）康梁的影响
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而其中最突出的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变”哲学
康梁哲学思想中比较宝贵而有生气的部分，是关于变化日新的辩证观念。
康有为根据《周易》的“变易之义”，强调“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他认为，事物总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同时，他还注意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初步提出了“物必有两”，“有对争而后能进”的辩证观念。这就尖锐地批判了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主“变”哲学，热情地歌颂创新，反对泥古守旧。他说：“俗论动曰，非古人之言不敢道，非古人之以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梁启超反对作古人之奴隶，提倡独立思考，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振聋发喷的启蒙作用。从五四前期留下的毛泽东早期著作来看，《体育之研究》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伦理学原理批语》强调“抵抗”是发展的动力；《第三札》倡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所有这些，都同康梁主“变”哲学的影响有继承性的联系。
还应看到，康梁提倡“渐进”，反对“骤变”，强调“仁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些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在1916 年7 月25日写给萧子■的信里，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暴力行动感到很不理解。直到1919年他主编《湘江评论》时，仍然留恋所谓“温和派”的调和思想，提倡“忠告运动”与“呼声革命”。这些都是与康梁的影响分不开的。
二、大同世界的理想
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借用《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把社会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同时，他又融合《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以“太平世”，附会“大同”，悬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康有为是把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现实揉合在一起，用以“托古改制”，对儒家“大同”理想作了新的阐释。
怎样实现大同呢？康有为提出了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产界等主
旦消灭了家庭关系，“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私有财产也就自然消亡了。为此，他主张男女同居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婚姻乃“交好之约，不得有夫妇旧名。”在取消家庭以后，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婴儿出生入育婴院；幼儿入怀幼院：童子按年龄入蒙养院及大、中、小各级学校：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至老迈则进入养老院。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困难，还设有养病院、恤贫院、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康有为的这种设计当然纯粹是一种幻想，但它对向往“大同理想”的青年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青年毛泽东在《第三札》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919年，他在“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将这种“大同”理想化为具体的“新村”计划。在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提出要建立一种学校、家庭与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在这种“新村”里，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等，这比康有为《大同书》中的设计更为周详。至于家庭问题，他虽不像康有为那样把消灭家庭视为实现大同的主要关键，但也强调要解决家庭与社会的矛盾。他在1920年11月26日写给罗学瓒的信中，提出要组织“拒婚同盟”，通过废除婚约来解除“家庭之苦”，“使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到解放。”这些，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具体表现。追根溯源，不能忽视《大同书》对他的深远影响。
三、精神革命与“变化民质”的思想
1902—1903 年，梁启超写了《新民说》。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积弱”，主要原因在于”国民”的“愚昧落后”、“道德败坏”和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等等。他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只有造就了新型的国民，才能革新政府、改造国家，达到变封建主义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的政治目的。在这里，梁启超认为清王朝之所以能维持其腐朽统治于不坠，是由于人民群众缺乏文化素养和政治思想觉悟，这比仅仅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又深入了一层。梁启超认为中国根本的出路在于改变“人心道德”，提高国民觉悟。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梁启超把一切归结于“人心道德”，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精神领域的革命，这就难免在另一方面贬低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梁启超的这一套理论，无论其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直到五四前夕，毛泽东在《第三札》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仍然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根本的解决还在于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种观点与《新民说》基本一致。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立学会，确定以“新民”为会名。在为新民学会起草会章时，毛泽东提出以“革新学术，砒硕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也正是这种观点的具体化。
四、康梁笔法
康有为、梁启超都善属文。他们不屑于恪遵古文“义法”，不满足于雕章琢句，而注重落笔自然，辞以达意。他们通过办报纸，设学会，著书立说，上书言事而干预政治，影响相当深远。特别是梁启超，他早期所宣传的虽大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低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毛泽东当时就是被这种魔力所支配并起而仿效的一个。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校长李元甫曾经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