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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理想蓝图，可说是由来已久。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作过写意的描绘。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大胆实验。这一次的《五七指示》，在公社化运动受挫之后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发出，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
1958 年发动公社化运动时，毛泽东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些，便于领导。”《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则不但把各行各业合在一起，而且还要取消固定的分工，实行“亦工亦农、亦丈亦武”，以便消灭差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见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十分明显，这是以返回自然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它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的发展水平相联系。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原始村社的人们共同进行同一种劳动，当时只有按性别、年龄进行的自然分工，而没有专业殊途的社会分工。后来随着金属工具的制造及其广泛使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于是逐渐从农业中分化出工业，乡村中分化出城市，体力劳动者中分化出脑力劳动者。三大差别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将来也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消灭三大差别。但毛泽东却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尽快地消灭三大差别。由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并管理大、中、小学；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劳动；如此等等。从总体上看，《五七指示》正是将农村人民公社的模式进一步向部队、城市和文教领域推广和发展。其基本精神，是提倡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业向农业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总之，是以向后看齐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和实现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构架，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到《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只有工、农、兵、学，抽掉了商业一行。虽只一字之减，但关系重大。
“大跃进”升温时，毛泽东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1958年8月毛泽东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降温时又说过，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见《政治经济学笔记》）
但是，经过60年代关于反修防修的反复思索之后，他下定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是一个消灭了商品的、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从《指示》发表，一直到离开人世，他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出现过反复。
“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和“文革”受挫之后，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44页。）他对“文革”没有能彻底“砸烂旧世界”和重新建构一个纯净美好的“新世界”感到深深的遗憾。
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和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表明，“文革”在实践中遭受惨重失败之后，他仍然执著地追求最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并从这种理想出发，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作了很深的误解，乃至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等，看成与资本主义差不多，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比《五七指示》更具理论色彩，但他的语调相当低沉，不复像发出《指示》时那样充满信心了。
活动的时间长达60年。他的著作等身，而最集中地表达其“大同”理想的则莫如：早年的新村计划；发动公社化运动时写的《（张鲁传）批语》；发动“文革”时写的《五七指示》；“文革”后期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等等。将这些文件联系起来思考，可以清楚地看出，追求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是贯串始终的一根红线。
“大同”理想的经济背景是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这种理想源远流长。《礼记·礼运篇》就作过经典式的表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干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篇》的作者，假借孔子的名义，依据古代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互助互爱，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之世。但后来出现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因此，就需要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消弭战乱。禹、汤、文、武、周公、成王都属于这种“小康”之世的圣人。
《礼运篇》虽把“大同”当成一去不复返的“太平世”，但它却仍能激起历代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的热情关注和向往。直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康有为、孙中山，都以“大同”理想作为激励社会改革和革命的口号。特别是康有为还在《注札运》的基础上撰著《大同书》，详细地描绘了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消灭了家庭，婚恋绝对自由，男女完全平等独立。由社会设立育婴院、恤贫院、医疾院和养老院及各级学校，来解决人们从幼到老的生活、医疗和受教育等问题。消灭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实行公农、公工、公商，为全社会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它是一个公产的、“无有阶级”的社会。消灭了国家，撤销了法庭、监狱和军队，“大同公政府”由选举产生，它的主要职能是用来管理经济文化和各种公共福利事业。
毛泽东早年一度崇信康有为的三世大同学说。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鸽，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两年后，他撰写《学生之工作》，所陈述的“新村”构想，更反映了《大同书》的明显影响。三十年过去，毛泽东经历长期艰苦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贫苦农民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同，他们在逼得走投无路时，往往用揭竿而起的暴力行动，打破封建统治，按照“平等”“平均”的理想，建立过短暂的革命政权。张鲁的“五斗米道”，以神道治病，设义舍，置义米、义肉维持政权达三十年之久，毛泽东多次加以称赞，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老传统。他自己所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也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诸如军队和干部的供给制，群众中的互助合作，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传统。毛泽东十分珍惜这种新、老传统和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但他愈来愈觉得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既丢掉了战争年代的好传统，又未能趋赴他所衷心向往的“大同”理想。为此，他不惜发动“文革”加以“砸烂”，按《五七指示》进行重构。直到临危之际，还淳谆告诫全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为身后可能有人起来否定“文革”而忧心忡忡。“文革”开始时，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后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见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毕生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实现无期，这就使得他暮年的心境显得格外悲凉孤寂。
① 毛泽东1917 年的三篇代表作是：《体育之研究》、《与黎锦熙论学书》、《《伦理学原理》批语》。
（三）批孔扬秦与评《水浒》
“九一三”事件过后，江青一伙发现林彪的住处悬挂着宣扬儒家格言的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毛泽东由此想到批林可与批孔相结合。1973年春，他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7月5日，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