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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年，还给身边护士孟锦云讲过武则天的故事。据云，一位大臣见武则天经常杀人，就向她提意见：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当天晚上，武则天叫人在殿台下点燃一炉火，四面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嘛！毛泽东多次提倡“鸣放”，又多次发动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同武则天说飞蛾扑火一样，他相信牛鬼蛇神总会自己跳出来。他认为，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了，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主动发起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以“天下大乱”为手段，以“天下大治”为目的。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控制动乱的能力估计过高，而对“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估计不足。他发动文革，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打开了宝盒一样，从中飞出各种灾害、祸患和疾病的小妖，造成天下大乱。但毛泽东想尽了各种办法，再也无法把这些小妖收回到宝盒中来，达到所谓“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是他的终身憾事。
其二是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同上，王年一书）
按钟馗辟鬼之说，始于唐明皇，此后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毛泽东那时就看出林彪宣扬个人崇拜，是想借毛作为钟馗来打倒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当时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毛甘愿充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1963年，毛泽东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且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林彪的活动满足了这种需要，因而受到毛的青睐。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传统。毛泽东虽不崇拜皇帝，却崇拜圣人。五四以后，他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晚年经常宣扬奴隶史观，但“圣贤创世论”仍蛰居潜意识的深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否决权，这已向个人崇拜跨出了危险的一步。但当时毛泽东谦虚谨慎，并不滥用最后否决权，因此，革命事业顺利发展，领袖威望日益提高。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中共八大也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新的党章删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也不再提毛个人的最后否决权。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发展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并且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
和崇拜个人混淆起来了。马列原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是科学，需要认识和掌握，运用和发展。但不宜提倡“崇拜”，因为一提崇拜，就把它变成了偶像和教条，尤其不能提“永远崇拜”，因为科学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林彪一上台，就积极宣扬个人崇拜。首先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然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又作了别出心裁的讲话。他把发动“大跃进”的错误，说成是“精神收入”“很大很大”，付点学费是值得的，然后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说主要是其他人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左”边去了。最后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正当毛泽东工作严重失误时，林彪极意为他文过饰非，毛果然十分欣赏。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
“文革”开始，林彪除了大讲“政变经”“反复辟”以外，还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准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 月8 日，毛泽东给江青信，对林彪的讲话，感到有些不安。但为了共同“炮打司令部”，宁愿暂时当个钟馗。其实，他内心是很矛盾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们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上引王年一书）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林彪上升为副统帅。他的一伙人，得志更猖狂，发明了许多类似宗教仪式的东西，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设“宝书台”，跳“忠字舞”等等。同时又称颂林彪最“高举”。理所当然，群众要“紧跟”，便首先要“紧跟”那举得最高的“副统帅”。对他们搞的所谓“大树特树”的一套，毛泽东渐渐不耐烦了，他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们自己。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其中涉及到是否“称天才”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早就主张不“称天才”，不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与林彪一唱一和，试图以“捧杀”的方式夺取最高权力。毛泽东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决定先从陈伯达开刀。8月3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转引自上述王年一书）
批陈以后，林彪深感前途叵测，如坐针毡。随着他的武装政变阴谋破产，便出现了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批陈随即转向批林。此时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在1966 年给江青的信，表明毛对林彪的野心早有察觉。他们暂时联手，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目的既达，联盟自然崩解。不过，按照治乱循环，“七八年来一次”的理论，打“鬼”正未有穷期。刘少奇是第一阶段按计划被打倒的，林彪是第二阶段因抢班夺权而被摔死的，江青是是不攻自破？
（二）《五七指示》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第二天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1966年5月7日
中共中央于5月15日将这封信转发全党，并在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个文件下达的第二天，又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按毛泽东的意图，“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主要讲如何破旧，即摧毁已经变“修”了的上层建筑，“砸烂旧世界”。《五七指示》则主要讲如何立新，即展露“建设新世界”的蓝图。
毛泽东的理想蓝图，可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