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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吏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如，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待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这一段批语，看来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他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小农经济土壤心内容与根本线索。虽然毛泽东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有所警惕和批评，并曾采取措施，纠正已经察觉到的某些明显失误。但是，他的灵魂深处，却仍然对历史上的五斗米道有着衷心向慕与依恋之情。他力图从那种平等与平均的理想出发，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这种“左”倾理论与政策1959年遭到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而把这些统统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纠“左”的努力，反而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1962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前段“左”倾错误作了较为认真的反思，毛泽东又疑窦丛生，自此逐渐滋长了对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的不信任感。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主要矛看的提法出现分歧。此后，中央一线的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遇到问题不再与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通气，而是积极支持林彪的“活学活用”与江青暗中策划的写作活动。中共中央表面上还是一个统一体，但实际上已开始走向分裂。这种分裂，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权力斗争。应该看到。权力斗争的背后，的确有思想路线和文化取向的分歧。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的失误，毛、刘都负有责任。大跃进和公社化失误以后，刘少奇等开始进行比较认真的反思与纠偏，毛泽东却仍然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恋恋不舍。矛盾与分歧有逐渐加深之势。如何解决矛盾，清除分歧呢？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苦思焦索，终于决定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十四 以乱求治
毛泽东在1976年病危之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等人倾诉衷肠，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赶走蒋介石；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足见“文革”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从表面看去，“文革”似乎是对传统文化的破除；但从深层来看，无论是它所追求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模式还是乱中求治的战略，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下面我们将约略对毛泽东策划、发动和维护“文革”的有关言行作一些论析。
（一）真假海瑞与钟馗
大跃进的狂热，不但带来了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而且也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由于党风不正，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讲真话。一旦领导决策失误，就难以得到纠正。毛泽东为此深怀隐忧。195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看了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于是，他把《明史》找来，讲了一段直言敢谏的故事。接着又在4月初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学习海瑞的问题。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信，意见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他还说，己把《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他号召我们的革命干部“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他并且指出，各级干部不敢坚持真理，无非是“怕”。为此，他提出要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此外，他还提出要找研究历史的人写宣扬海瑞的文章。
八届七中全会过后，胡乔木将毛的讲话精神转告吴晗，吴晗对《明史》研究有素，便欣然命笔，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于1959木审订。乔木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庐山会议之后，才来得及审读。此时风向丕变，报刊上已开始出现《真假海瑞辩》一类文章，说彭德怀是假海瑞，真魏延。吴晗出于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戒慎恐惧的心理，加上乔木的婉言敦劝，便在文后加上一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尾巴，以示与彭德怀的“假海瑞”划清界限。此文于9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读过这两篇文章以后，就来找吴晗，开始是请他讲海瑞，接着是请他编写剧本。1960 年，这位历史学家终于“破门而出”，耗费一年心血，七易其稿，写成京剧《海瑞罢官》。剧本全文发表并公开演出后，受到各方热切关注。报刊上由此而展开了关于历史剧、清官问题的讨论，学术界一时呈现颇为活跃的景象。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韩非子·说难》）吴晗曾经把自己的剧本比作一块砖头，说可以抛砖引玉。但这块砖头一旦碰到龙的逆鳞上，就可能惹出大祸来。对这一点，他似乎认识不足。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针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江青抓紧这个时机，在北京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但未成功。
1965 年2 月，江青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到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密商，决定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文章。姚文元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与“退田”有关，以便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批“单干风”联系起来。文章十易其稿，毛亲自审阅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便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姚文元把《海瑞罢官》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单于风”联系起来，帽子已经扣得很重，但康生还以为未足，他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于是，便引出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的谈话：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转引自薄一波《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见《新华文摘》1993年第10期，第63页）此言一出，要害从“退田”转向“罢官”，政治批判的性质更尖锐了。江青便踌躇满志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后来，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这就和盘托出了批《海瑞罢官》的指归。
从1959年初的提倡海瑞精神，到1965年的批《海瑞罢官》，悠悠六度春秋，方向盘已经旋转180°而朝向反面。当毛泽东说“彭德怀也是‘海瑞’”时，彭德怀已然是一只死虎，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彭真一刘少奇。为了推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上窜下跳，使尽了全身解数。后来她在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曾经说过：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毛泽东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此话未可全信。不过，就批判《海瑞罢官》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言，她的行动的确得到毛的有力支持。
如果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公开发出的信号。那么，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就是对“文革”所作的战略布署
其一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毛泽东致江青信》1966年7月8日，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6页）这是根据治乱循环的传统历史观所制定的战略方针。1917年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时就写过这样的批语：“治乱迭乘，和平与战争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回归到了这种历史循环论，并决心通过动乱来摧毁他认为已经变“修”了的党和政府机构，然后重建他理想中的最美好最纯净的大同社会。1962年8月，他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要承认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这样的动乱与重建，要重复多次，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为什么不采取和平的方式而要采取制造动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他的回答是：“树欲静而风不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自1957 年反右以后，他经常讲这类话。直到晚年，还给身边护士孟锦云讲过武则天的故事。据云，一位大臣见武则天经常杀人，就向她提意见：你这样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