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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番“由此及彼”的对勘研究，便可以看出他当年用力之勤与体会之深了。
进入北京以后，马恩列斯的全集、选集、单行本、大字本，陆续出版，一一进入菊香书屋的书库。还有各种阐释马列原理的第二手书，更是目不暇接。往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书来之不易，找来便如饥似渴地批读，直至废寝忘食。现在这些书得来容易，便失去了紧迫感，反而读得少了。
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读书的重点也由哲学转向了经济学。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下功夫钻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读了四个本子。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又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边读边议，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意见，后来小组成员整理成了两种笔记：一种以原书章节为序，记录了他的谈话；另一种按问题归纳了他的谈话内容。遗憾的是，毛泽东再也无法像延安时期发愤攻读哲学书那样，通过批注或笔记而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早年对中国传统哲学作过相当认真的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五四时期，他提出要通过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的主张。在延安研读苏联30年代哲学著作时，作了很多意蕴深刻的批注，接着便写出了“两论”那样成熟的著作，这些成就显然同他自幼形成的哲学兴趣分不开的。而对搞经济，他早年是看不起的。他的大同思想，甚至把工商业都视为多余。革命胜利以后，提出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却并不熟悉经济规律。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份看一遍。”（《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他讲的两本书，代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并不全都是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成功了的，也并不一定适应于中国。毛泽东想跳出苏联模式，开辟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他对经济建设本来不熟悉，加上又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而后来便引向了一条比苏联模式更“左”的斜路。
毛泽东在延安的山沟里，曾经登上哲学领域的高峰；但建国以后，在经济领域，他的红旗几度摇落，乃至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1976年病重时，他要随侍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反复朗读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攻守有异势，术业
（二）中国历史古籍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早在韶山的私塾里，就点读过《左传》、《史记》、《纲鉴易知录》。长沙上学时，又自学过《读史方舆纪要》和《资治通鉴》。延安时期，他于百忙之中，还亲自去听范文澜讲经学史。进京以后，他买了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全书四千万字。但他从头到尾通读过一遍，有些部分还反复研读过。如1959年在上海主持八届七中全会期间，他就重读了《三国志》的《郭嘉传》和《明史》的《海瑞传》。直到晚年病魔缠身，还在《晋书》上写下了“1975·8再阅”、“1975·9 再阅”的字样。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结合研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的纪事本末，这些书原先他都是读过的。特别是《资治通鉴》经常放在床头。这部书真是被他读“破”了，有一些地方都是用透明胶贴住的。
毛泽东不但自己认真读史，而且在百废待兴的开国初年，还抓紧组织史学家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毛泽东曾同吴晗淡起，《资治通鉴》这部书，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现在还值得批判地研读。但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读起来不方便，市上也难买到。他提出要组织人力来做整理工作，出一种用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与标点《资治通鉴》相配合，他还提出要编一部历史地图。后来，这两件事都委托吴晗负责办理。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进行顺利，一年就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却十分费事，直到1982 年才出第一册，1988 年才出齐八册《图集》，毛本人都来不及看到。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最重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他指导刘松林（毛岸英的爱人）学历史，叫她从前四史读起。后来组织史学家标点二十四史，也从前四史入手。1959年4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写信给田家英：“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去年起就紧张的进行这一工作。？？现在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前四史出来以后，范文澜、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又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整理出来，毛泽东深为赞许。
（三）古典文学
毛泽东收藏和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小说戏曲、诸子散文、杂记随笔等，是极其丰富的。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的张贻玖，曾经汇编过一份毛圈阅批注过的诗词目录。其中包括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总计诗词曲赋1590首，诗人429位。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还不知多少。（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页）看这个统计数字，就可以从中约略窥见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的浓厚兴趣。
在诗词歌赋中，他特别爱好屈原的赋，三李（即唐朝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和辛弃疾的词。
毛泽东自幼读书就爱作笔记，但在历经磨难之后，现在保存下来的早年读书笔记，只有四十七页。后面三十六页题名《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前面十一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离骚》是一首长达二千字的抒情诗，代表了屈原创作上的最高成就。《九歌》是祭神的乐歌，充满候的语文教师推左、孟、庄、骚为写文章的最高典范，同学们也都争相效法。但对毛泽东来说，他终生嗜读不倦的，莫如屈原的“骚体”诗赋。
屈原是“骚体”的创始人。篇中“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带有浓厚的湘楚地方特色。西汉未年，刘向将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效仿“骚体”的作品汇成一集，冠名《楚辞》。东汉以后，相继出现了王逸、洪兴祖、朱熹、汪瑗、王夫之、蒋骥、戴震等多家注本。1957年，毛泽东曾经设法广泛搜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研究《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多达五十余种，并对它们作了相当认真的比较研究。195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196l年，他又两次要《楚辞》。1973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步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尘来华访问，毛泽东送给他的礼品就是线装《楚辞》一部。
毛泽东终生好读《楚辞》，纯粹出于非功利的审美趣味。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其思维方式，自幼继承着王夫之以来湖湘文化的求实精神与独立根性；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其感情态度则远接以屈原为代表的湘楚的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两者交互作用，形成奇妙的结合。
毛泽东不但是一个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和欣赏者，而且是一个有很深造诣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的诗歌以粗豪的笔触和潇洒的气度，展现出“万水干山只等闲”、“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英雄气概，其诗品与人品了无判隔。文学界对此已有定评。
他对文学作品的评论散见于平日的讲演、谈话和书信之中，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的，即通过评论作品来表达或批评某种政治倾向，诸如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75年《关于评水浒的谈话》等。还有一类则近乎学究式的，如1958年，他对贺知章《回乡偶书》所作的考证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原诗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曾借此诗以论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说明两地分居自古有之。毛泽东听了以后，觉得不妥。为此，认真查阅了《全唐诗话》、《唐书·文苑·贺知章传》等书，得出相反看法，并立即写信与少奇商榷：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由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