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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后来八年抗战的实践证明他的论断不愧为科学的预见。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战争实力已大大增强。因此，毛泽东提倡大规模的运动战，结合开展阵地战，逐步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但是，各个阶段与各个战场上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这就决定着战略和战术的殊性。如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前后，东北和华北我军正以大规模运动战的方式，开始战略性的反攻。但西北战场却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和带游击性的“蘑菇”战术。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写道：“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里所讲的“蘑菇”战术，同太平军的“揉来揉去”、捻军的“如蚁旋磨”、朱老聋子的“只要会打圈”的打法很相似。
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奇者，指多变的作战形式。正者，指阵地战的正规作战形式。毛泽东吸取了“奇正相生”的策略思想，并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使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其指挥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二）积极防御战略
历来兵家或主攻，或主防。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一贯强调要正确处理攻防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成为其军事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核心。
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进攻是消灭敌人的手段，防御则是为了保存自己。自来兵家所采取的战略虽各有不同的特点，但究其基本类型，不外进攻性战略与防御性战略两种。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及其继任者施利芬提出的闪击战理论，是进攻性战略的典型，而《孙子兵法》则颇称述防御性战略，其言曰：“避其锐气，击其隋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近代湘军主帅曾国藩与胡林翼则把防御和进攻比譬为主客关系。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解释道：“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他们都对防御性战略予以积极评价。
毛泽东重视古代兵法。对曾国藩的《家书》及其《治兵语录》，更是烂熟于胸。不过，毛泽东之所以采取防御性战略，主要还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正如他后来所概括的：“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以上特点，正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但从主观上认清这些特点并形成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则有一个过程。井冈山时期，红军队伍弱小，武器装备简陋，不断遭到“进剿”“会剿”。在此种处境下，红军时刻要考虑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但也不能放过任何可能进攻敌人的机会。“十六字诀”应时提出，表明游击战的战术日臻成熟，同时，还须着眼其发展，“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这就表明，它实质上已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破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与朱德于1929年初率部进军赣南、闽西。1930年扩编为红一方面军，具备了在较长的战线上和较大的战区内打运动战的条件，蒋介石视红军为心腹之患，决心向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我主力撤退到赣江以东，敌主力诱至永丰县的龙冈峡谷，然后集中兵力，迅速合围歼敌，夺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由“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从作战方式看，是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推移。从战略高度来看，则标志着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本形成。此后，蒋介石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都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破敌。特别是第三次，一开始几乎全部放弃了中央根据地，但却在运动中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机会，终于以“后发制人”而获胜。为了贯彻“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多次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成语（此语源出《老子》、《韩非子》、《孙子》诸书）来说明暂时丧失土地与大量歼灭敌人的关系。无奈“左”倾教条主义者置若罔闻。当他们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时，坚持“不丧失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却招致了人地两失的惨重失败。
红军经过极度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了阐明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广泛征引我国古代的战例。他首先讲述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生动地阐明退却与进略高度加以概括道，“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他剖析“曹刿论战”的内容，揭示了三条经验：即：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论析层层深入，突出了积极防御的意义。接着，他又联类而及历史上的许多战例“中国战史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由此可见，他创导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的确是厚积而薄发，建立在深刻地钻研中国古代战史战例的基础之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讲演《论持久战》，再一次回顾了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又加上晋楚城膜之战、韩信破赵之战两例。并着重指出：这些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反复咀嚼，再三致意，益见其对古代战例的钻研与其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三）“弱生于强”“以众击寡”
毛泽东继承孙子“弱生于强”和“以众击寡”的辩证观点，强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提倡在战役和战斗中“以众击寡”，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孙子说：“弱生于强”“强弱，形也。”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要在战略全局上，将敌强我弱变为敌弱我强，非一朝一夕所能为功；而在局部上，即在战役或战斗上造成敌强我弱的态势，则是通过正确的指挥，可望争取办到的。因此，为了创造转弱力强的有利形势，孙子还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就是说，在战役和战斗中，要注意防止我之兵力分散，造成敌之兵力分散。力争集中五倍乃至十倍于敌之兵力，形成拳头，以众击寡。如情况相反，即应“逃之”“避之”。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后来他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十分明显，后者是直接继承了孙子“十则围之”“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实力有所增长，但面对的却是更为强大的日军。《论持久战》写道：“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取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以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就是采用灵活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歼敌的。“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内线的相持的防御战”，这是总体的战略方针。“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多打少兵”，这是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两者相反相成。
及至解放战争时期，我已拥有雄兵百万。但毛泽东仍再三著论，坚持集针。①战争的第一年，以战略防御为主，让敌方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一大批城市，但却坚持了每月平均歼敌八个旅。第二年转入战略进攻。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我军恢复了失地，开始把战线推移到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到第三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