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言论虽然切中时弊，但在当时却还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1931—1934年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而更严酷地统治着中共中央。他们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用外来的模式剪裁中国革命的实践，将“国际指示”当作尚方宝剑，用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从失败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通过遵义会议改变了党的领导机构，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表明了正确思想路线在中共中央更牢固地确立起来。
（三）批判继承与创造性转化
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1938年9月底至11月上旬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主题报告中，以最后一节透彻地阐述了“学习”问题。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他提出了相应的三方面的研究任务：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遗产、研究当前的实际运动。
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呢？毛泽东认为，不应当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把它看作行动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它的词句，而应当把它作为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应当只是了解它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是应当从中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如何研究当前的运动呢？毛泽东强调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它的特点和规律性，它的全面及其发展。并说：“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把他一贯提倡的调查研究提升到了掌握规律性和坚持党性原则的高度了。稍后，毛泽东又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并在整顿三风的一系列报告中，对调查研究为什么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了系统完整的阐述。他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他还着重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如何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呢？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见本书第十一页）他还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思克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最后，他还满怀感慨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提倡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也是一般号召与典型示范相结合的。他在1941年重新阐释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推动延安整风，使人们真正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确在党内外开创一代新风。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原本是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从历史上考查，班固的《汉书》为河间献王刘德作传，称颂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人颜师古把它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宋明理学言心性之空谈。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更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为调和汉宋二家之争论，又说：“近世乾嘉汉学，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他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意义，强调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互相贯通的。其要旨在于恢复原始儒学的实用理性
服曾文正”（见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其所特为赞服的正是曾氏所标举的“实事求是”精神。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著名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的讲话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传统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这一命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风与思想路线。
在对“实事求是”作过马克思主义的崭新论证以后，1942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年又为党的“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题词。由于毛泽东的科学阐释与大力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在全党范围内得到确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那末，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
在学术思想史上，有些原来在旧体系中显得很平常的命题，在经过新思想家的切磋琢磨与改造制作以后，可以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一经妙手点化，就对整个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把一条龙给点活了。这是批判继承的优秀典范。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就是在认同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
十一 兵家韬略
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军事辩证法理论，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总结长期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他对前代兵家韬略作了认真的钻研、继承与转化。
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生时代，直到“长缨在手缚苍龙”的战争岁月，他从自发到自觉地钻研与继承前代兵家韬略，大体上有四条渠道：其一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以战争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其二是反映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经验的《曾国藩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其三是《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鉴；其四是中国兵家宝典《孙子兵法》。这里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是，他如何将前代兵家韬略与自己的革命战争经验冶为一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戛戛独造的军事辩证法理论。这一理论体大思精，兹仅就其继承关系着眼，举要作四点说明：
（一）灵活的作战形式
同许多前代农民战争一样，毛泽东以游击战起家，但他更善于根据战争实力的变化，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灵活地加以运用。
首创井冈山根据地时，幼小的红军处于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1928 年，毛泽东就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口诀当然是从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但也的确融汇了前代农民战争的艰苦经验。
井冈山上以前有个朱老聋子（朱孔阳），长期占山为王。其对付官军的口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和朱德都了解并介绍过朱老聋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韩伟《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
曾国藩在《家书》中描述过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乘隙而入，”《家书》还谈到捻军作战的特点：“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所谓“贼中相传秘诀”云云，实即太平军与捻军的谋略。毛泽东早年就研读过曾氏《家书》，十分留意湘军与太平军、捻军的作战经验。待到他亲自带兵打仗时，这些经验自然都成了他制定战略战术的参照系。
毛泽东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结打游击战的经验，除了“十六字诀”以外，还提到：“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所谓打圈子政策，正是前代农民战争的传统。
1930年，红军根据地由井冈山转移到赣南、闽西，队伍和领土都扩大了。从变化了的情况出发，红军在作战形式上，转而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之战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里程碑。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曾说这次战役采用了太平军“五瓣莲花抄尾阵”的打法。其兵力部署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左右两支兵钳住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敌后，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预备队，准备随时接应。（见郭化苦：《远谋自有深韬略》）这次运动战迅速全歼包围圈内的敌人，活捉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战果十分辉煌。以后的第二次至第四次反“围剿”，都采用了这种运动战的作战形式。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认为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阶段：“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