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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借助马列主义的外衣，依仗共产国际作后盾，严酷地统治着党中央，使革命事业遭受惨重损失。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基本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扭转了极端危险的局势，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展开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号召全党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紧接着又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仍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同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遗产结合分不开的。后面我们将从“结合”的角度，就他在这一时期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主要贡献作一些探讨。
九 “两论”与中国传统
（一）“两论”的由来
毛泽东在1920年初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他自认为颇得益于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斗争》（考茨基）、《社会主义史》（刻卡朴）三本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上山打游击，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所能读到的只有1932 年打漳州获得的几本书，即恩格斯的《反壮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经常以在莫斯科拜师读经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而鄙薄从硝烟烈火中磨练出来的毛泽东思想为“狭隘经验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1937年1月进驻延安以后，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于是“发愤读书”，而尤究心于哲学。当时译成中文的马列原著以及三十年代苏联红色教授和中国左翼哲学工作者编写的教本、讲话，他都找来研读，在学习过程中还认真作了笔记。近来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辑了毛泽东对十本书的批注和一篇读的，又占了其中六本，可见他在三十年代末期这一段攻读哲学著作之勤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儿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功夫专心读了这儿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当时从外边带进革命根据地的哲学新书数量有限，而渴望读到它的人却很多，因而不得不采取传阅的办法。据石仲泉考证，从毛泽东读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上就发现“有几种不同的批划和批注的笔迹。”（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第2—21页）毛泽东之所以为读哲学新书而暂时中断与斯诺的谈话，很可能就是要抓紧在限期以内读完这几本书，再传给其他人。
1936年8月在保安时，毛泽东就已读过《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珂夫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笔耕堂出版）第三版，1937年1月进驻延安凤凰山以后又重读，许多章节批读了三遍，有的可能是四遍。前后批注多达一万两千余字。
读《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汀著，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间稍晚一些，批注的重点主要是有关认识论与辩证规律的几节，全文约两千六百多字。可以看出，读这本书时，他是更直接地为撰写“两论”作准备。
“两论”的初稿原是毛泽东1937年《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最重要的两节。毛泽东根据《提纲》，曾于1937年7—8月间向抗大前身的红大一二期学员系统他讲授哲学课。（据原抗大二期学员郭子清的回忆。引自郭子清致温济泽的信）胡耀邦在《最好的怀念》一文中也说：“一九三七年，我在抗大学习，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讲课就是我所在的那个班讲授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仍坚持讲课。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油印讲义末注明“论矛盾统一律完。一九三七，八·七。”时间恰恰在“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以后。8 月上旬国共两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8 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在洛川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哲学课至此被迫中断。因此，辩证法的其他规律都未能讲完和整理成文。
毛泽东在撰写和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时，自谦地说：“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看研究的情况才能决定。”（见《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自己虽然不很满意，但群众中的反映却很热烈。和培元是当年崭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家，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胎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文字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合刊，1946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的评论可谓识得此中三昧。
毛泽东读《教程》之类的有字之书，虽然在数量上赶不上在书斋里“饱学”的留学生与专家学者，但有一点过人之处，就是他曾经长期参加和领导革命的实际斗争，特别是在“围剿”与反“围剿”的苦斗中，原已读过那本客观辩证法的“无字之书”，现在批读从苏联传来的“有字之书，一经勘破，往往能“由此及彼”，豁然贯通。发而为讲演和文章，便具有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特色，为专家学者所不及。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写作提纲和“两论”之所以取得成功，既得力于联三十年代哲学著作的“有字之书”。但除此之外，更有不容忽视的第三层，那就是从更深远的文化背景来看，“两论”还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下文将就此作一些具体的历史考察。
（二）知行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的孔墨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对这一问题曾经反复辩难。朱嘉主“知先行后”说；王阳明主“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批判朱煮“先知以废行”、王阳明“离行以为知”，而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说；颜习斋继承船山哲学，更强调“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习行哲学。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研读过一些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朱熹和王阳明尤为钦服。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一方面强调“行动”和“奋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之有革命，有进步，有改过之精神，则全力新知识之指导而活动者也。”这就与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观点相当接近。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第三札》中，强调离开真知的“立志”和“行动”必将陷入盲目，也与朱熹说的“无知的行是冥行”有相通之处。
同时，陆象山、王阳明强调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对他也有相当影响。《讲堂录》记下了“激厉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的象山语录，《批语》极口称颂“主观之道德律”和“精神之个人主义”。《第三札》突出地强调主观立志，都是把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作为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精神武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本是一回事。“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其哲学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提出行是知的尺度却蕴含着合理的因素，对青年毛泽东确立“重在行事”的观点和发挥主体实践的能动性有一定的推动作甩。
在近代，孙中山从革命需要出发来探讨知行问题，并把自己阐述知行学说的著作称为“孙文学说”，这对于唤起青年毛泽东注意研究知行关系问题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孙中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便发生力量。”青年毛泽东说：“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开始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际。他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并强调说：“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他所领导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在后来的发展中，更进一步把“改造中国与世界”悬为奋斗的目标。事实表明，他那时在理论和运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已逐渐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