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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法坚持下来，顶多不会超过一年半，获得提升更是难上加难。他有时是被单位解雇的，更多的原因则是经常同上司争吵，因而被迫辞职。他这样描述他的上司：“他们都是骗子、谎言家，他们只想保护好他们的臭屁股。”他总是说：“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声称童年生活正常，事实却似乎相反。他在不经意间，多次回忆起父母带给他的极度失望。他们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给他一辆脚踏车，后来却把承诺抛到脑后。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忘记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伤心，却不认为情形有多么严重，他只是想到“他们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顾不上他。他们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最后不了了之，理由还是“工作太忙”。还有好几次，他们说好到约定地点（比如聚会场合）去接他，最后却忘得一干二净，而原因仍旧是：“他们的脑子被太多事情占满了。”
父母的漠不关心，让病人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他被悲伤和失望的感觉所缠绕，逐渐地或是突然间———我不清楚是哪一种———他做出结论：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渐有了转变。他感觉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对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其承诺当一回事———他对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觉失望的次数大大减少，痛苦的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这个病人的移情得不偿失。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一前提，竟然导致他成了不幸的人：他没有机会拥有更称职的父母，他以为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对待子女的惟一方式，他对现实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他最初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后来进一步认清了“事实”：“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谁是靠得住的。”这成为其人生地图的主旋律，并伴随他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时期。他一再同权威人物发生冲突：警察、教师、上司。这些冲突越发使他感觉到，凡是具有某种权威，能给予他什么东西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他固然有重新修订地图的机会，但所有机会全部错过了。首先，他很难去接受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他认为如果冒险去信任他们，无异是偏离了固有的地图。其次，要想修订地图，他必须重新评价他的父母，他必须承认父母其实不爱他，他们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认这些，无疑会给他带来剧烈的痛苦。第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这一结论，是他根据自身体验做出的某种调整，这曾使他的痛苦感受大大降低。把这种调整完全放弃，做出新的调整，对于他是异常艰难的事。他宁愿维系过去的心态，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他还不自觉地产生主观臆想，进一步来巩固自己的信念。他强迫自己疏远所有的人，甚至不让自己同妻子过于亲密。在他看来，他的妻子同样不可信任，惟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为他们是惟一权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惟一能够信任的人。
移情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地图”。病人向心理医生求助，是因为旧地图已不再生效，但头脑中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们拒绝做出调整，甚至为了捍卫旧地图的有效性，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抗。这样，心理治疗就很难取得任何进展，那个电脑技术员就属于这种情形。一开始，他要求星期六前来就诊，过了三次，他就破坏了约定，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周末兼职差事：帮助别人修剪草坪。我建议他把就诊改在星期四的晚上，可是过了两次，他就因单位加班而中断治疗。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接诊日程，把时间改在星期一晚上，因为他说过，星期一很少加班。同样，仅仅过了两次，因为加班，他连周一晚上的就诊也取消了。我开始感到怀疑，我问他是否真的需要不停地加班，因为我不可能再安排别的时间为他治疗。他最终承认：其实公司并未要求他加班，他只是希望多赚取额外的收入。在他看来，工作远比治疗更加重要。他对我说，如果星期一晚上不加班，就会在星期一下午四点左右，打电话通知我。我坦率地对他说，这种安排不适合我，我不可能把周一晚上的计划统统放到一边，专心等待他不确定的就诊。他感觉我过于苛刻和冷漠，因为我竟然把我的时间看得比他还重要，所以根本不关心他的病情，简而言之，他认为我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合作只好中断，我也成了他旧地图上新的“界标”。
移情现象不仅存在于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上司和下属之间，朋友、团体以及国家之间，都会存在移情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移情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国家首脑同样是人，他们部分人格，都是童年经验塑造的结果。他们的言行，导演出许多值得思考的政治现象，譬如，希特勒追随的是什么样的心灵地图，它从何而来？从越战开始到战后，美国历经几任总统，各自都有怎样的人生地图？我想，他们的地图肯定各不相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的地图是怎样的？他们普遍的心理和行为，对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有着怎样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他们的人生地图又是什么模样呢？如果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家经历塑造的地图，导致美国领导者发动了越战，那么六七十年代的现实状况，又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从政府首脑到普通民众，我们应该如何尊重事实，及时修订人生地图呢？
逃避现实的痛苦和不幸，是人类的天性，只有通过自律，才能逐渐克服现实的痛苦。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尽管这会带来痛苦，但远比我们的个人利益和暂时的舒适更为重要。我们必须淡化暂时的不适之感，应该追求真理而不是幻象，并愿意承受所有的痛苦。要让心灵获得成长，让心智走向成熟，就要竭尽全力，永远尊重事实，乃至献身真理。
迎接挑战
献身真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通过自身与外界的接触来认识世界。我们不仅要观察世界本身，也要对观察世界的主体（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心理学家大都清楚：要了解病人的移情现象和心理冲突，治疗者首先要认清自身的移情和冲突，所以，心理学家也要学习和自律，甚至接受必要的心理治疗。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心理学家都能做到，他们也许能客观地观察外在世界，却不能以缜密的眼光观察自我。就世俗的标准看来，他们可能忠于职业，却未必充满智慧。智慧，意味着将思考与行动紧密结合。在过去的美国，“思考”（自我反省）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把阿德莱·斯蒂文森（1835－1914，美国副总统）讽刺为“书呆子”，还认为他不会成为出色的管理者，因为他这个人想法过多，经常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中。事实上，斯蒂文森的政绩令人瞩目，完全推翻了人们的猜想。我也亲耳听到过，有的父母严肃地提醒青春期的子女：“你思考得太多，只会把自己累坏。”这实在是荒谬，人之为人，就在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大脑额叶”（解剖学词汇），使我们有着异于其他动物的反省能力。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我们昔日的态度似乎可以改变，我们意识到，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反省内心世界的痛苦，往往大于观察外在世界的痛苦，所以，很多人逃避前者而选择后者。实际上，愿意献身真理对于我们的非凡价值，将使痛苦显得微不足道。自我反省的快乐，甚至远远大于痛苦。
献身真理，意味着敢于接受其他制图者———外界的质疑和挑战，由此确定地图是否与事实符合。不然，我们就将生活在封闭的系统里———就像是单间牢房，我们“反复呼吸自己释放的恶臭空气”———如同塞尔维亚·普拉斯（美国女诗人）的比喻，沉湎在个人幻想里。修订地图带来的痛苦，使我们更容易选择逃避，不容许别人质疑我们的地图的有效性。我们可能对孩子说：“不许顶嘴，我们是你们的父母，在家里我们说了算。”我们对配偶说：“我们就这样维持现状吧。你说我的不是，我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让你后悔莫及。”我们上了年纪，就会对家人和外人说：“我又老又弱，你为什么还要和我过不去？我这么大年岁，可你居然对我指手画脚！我的晚年活得不开心，那都是你的责任。”我们是老板和上司，就会对雇员说：“据说你有胆量怀疑我，还要向我挑战。你最好想清楚，最好别让我知道，不然就赶快卷铺盖走人吧！”
故步自封，逃避挑战，可说是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不管现实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逃避挑战是人类的本能，但不意味着它是恰当的态度，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做出改变。可想而知，我们不小心把大便弄到裤子上、我们一连许多天都不刷牙，想必也是自然的现象或行为，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必须超越自然。和原始人相比，现代人已经发生诸多的变化，这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与生俱来的本性，发展第二天性。人之为人，或许就在于我们可以超越本性，乃至改变本性，尝试去做不合本性的事情吧？
接受心理治疗，大概是一种最违反人类本性、却也最具人性的行为。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但要释放自己，接受他人最尖锐的挑战，还要为别人的审视和治疗花费金钱。接受心理治疗需要勇气，不少人逃避心理治疗，不是缺乏金钱，而是缺乏勇气。不少心理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哪怕他们更需要接受治疗，也从未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和念头。有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别人的印象里属于意志薄弱者，甚至为别人所诟病和讥讽，事实上，他们远比旁观者勇敢，因为他们敢于接受治疗。哪怕是在治疗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