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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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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法坚持下来,顶多不会超过一年半,获得提升更是难上加难。他有时是被单位解雇的,更多的原因则是经常同上司争吵,因而被迫辞职。他这样描述他的上司:“他们都是骗子、谎言家,他们只想保护好他们的臭屁股。”他总是说:“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声称童年生活正常,事实却似乎相反。他在不经意间,多次回忆起父母带给他的极度失望。他们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给他一辆脚踏车,后来却把承诺抛到脑后。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忘记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伤心,却不认为情形有多么严重,他只是想到“他们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顾不上他。他们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最后不了了之,理由还是“工作太忙”。还有好几次,他们说好到约定地点(比如聚会场合)去接他,最后却忘得一干二净,而原因仍旧是:“他们的脑子被太多事情占满了。”

父母的漠不关心,让病人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他被悲伤和失望的感觉所缠绕,逐渐地或是突然间———我不清楚是哪一种———他做出结论: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渐有了转变。他感觉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对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其承诺当一回事———他对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觉失望的次数大大减少,痛苦的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这个病人的移情得不偿失。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一前提,竟然导致他成了不幸的人:他没有机会拥有更称职的父母,他以为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对待子女的惟一方式,他对现实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他最初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后来进一步认清了“事实”:“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谁是靠得住的。”这成为其人生地图的主旋律,并伴随他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时期。他一再同权威人物发生冲突:警察、教师、上司。这些冲突越发使他感觉到,凡是具有某种权威,能给予他什么东西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他固然有重新修订地图的机会,但所有机会全部错过了。首先,他很难去接受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他认为如果冒险去信任他们,无异是偏离了固有的地图。其次,要想修订地图,他必须重新评价他的父母,他必须承认父母其实不爱他,他们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认这些,无疑会给他带来剧烈的痛苦。第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这一结论,是他根据自身体验做出的某种调整,这曾使他的痛苦感受大大降低。把这种调整完全放弃,做出新的调整,对于他是异常艰难的事。他宁愿维系过去的心态,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他还不自觉地产生主观臆想,进一步来巩固自己的信念。他强迫自己疏远所有的人,甚至不让自己同妻子过于亲密。在他看来,他的妻子同样不可信任,惟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为他们是惟一权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惟一能够信任的人。

移情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地图”。病人向心理医生求助,是因为旧地图已不再生效,但头脑中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们拒绝做出调整,甚至为了捍卫旧地图的有效性,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抗。这样,心理治疗就很难取得任何进展,那个电脑技术员就属于这种情形。一开始,他要求星期六前来就诊,过了三次,他就破坏了约定,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周末兼职差事:帮助别人修剪草坪。我建议他把就诊改在星期四的晚上,可是过了两次,他就因单位加班而中断治疗。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接诊日程,把时间改在星期一晚上,因为他说过,星期一很少加班。同样,仅仅过了两次,因为加班,他连周一晚上的就诊也取消了。我开始感到怀疑,我问他是否真的需要不停地加班,因为我不可能再安排别的时间为他治疗。他最终承认:其实公司并未要求他加班,他只是希望多赚取额外的收入。在他看来,工作远比治疗更加重要。他对我说,如果星期一晚上不加班,就会在星期一下午四点左右,打电话通知我。我坦率地对他说,这种安排不适合我,我不可能把周一晚上的计划统统放到一边,专心等待他不确定的就诊。他感觉我过于苛刻和冷漠,因为我竟然把我的时间看得比他还重要,所以根本不关心他的病情,简而言之,他认为我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合作只好中断,我也成了他旧地图上新的“界标”。

移情现象不仅存在于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上司和下属之间,朋友、团体以及国家之间,都会存在移情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移情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国家首脑同样是人,他们部分人格,都是童年经验塑造的结果。他们的言行,导演出许多值得思考的政治现象,譬如,希特勒追随的是什么样的心灵地图,它从何而来?从越战开始到战后,美国历经几任总统,各自都有怎样的人生地图?我想,他们的地图肯定各不相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的地图是怎样的?他们普遍的心理和行为,对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有着怎样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一代,他们的人生地图又是什么模样呢?如果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家经历塑造的地图,导致美国领导者发动了越战,那么六七十年代的现实状况,又将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从政府首脑到普通民众,我们应该如何尊重事实,及时修订人生地图呢?

逃避现实的痛苦和不幸,是人类的天性,只有通过自律,才能逐渐克服现实的痛苦。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尽管这会带来痛苦,但远比我们的个人利益和暂时的舒适更为重要。我们必须淡化暂时的不适之感,应该追求真理而不是幻象,并愿意承受所有的痛苦。要让心灵获得成长,让心智走向成熟,就要竭尽全力,永远尊重事实,乃至献身真理。



迎接挑战


献身真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通过自身与外界的接触来认识世界。我们不仅要观察世界本身,也要对观察世界的主体(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心理学家大都清楚:要了解病人的移情现象和心理冲突,治疗者首先要认清自身的移情和冲突,所以,心理学家也要学习和自律,甚至接受必要的心理治疗。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心理学家都能做到,他们也许能客观地观察外在世界,却不能以缜密的眼光观察自我。就世俗的标准看来,他们可能忠于职业,却未必充满智慧。智慧,意味着将思考与行动紧密结合。在过去的美国,“思考”(自我反省)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把阿德莱·斯蒂文森(1835-1914,美国副总统)讽刺为“书呆子”,还认为他不会成为出色的管理者,因为他这个人想法过多,经常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中。事实上,斯蒂文森的政绩令人瞩目,完全推翻了人们的猜想。我也亲耳听到过,有的父母严肃地提醒青春期的子女:“你思考得太多,只会把自己累坏。”这实在是荒谬,人之为人,就在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大脑额叶”(解剖学词汇),使我们有着异于其他动物的反省能力。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我们昔日的态度似乎可以改变,我们意识到,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反省内心世界的痛苦,往往大于观察外在世界的痛苦,所以,很多人逃避前者而选择后者。实际上,愿意献身真理对于我们的非凡价值,将使痛苦显得微不足道。自我反省的快乐,甚至远远大于痛苦。

献身真理,意味着敢于接受其他制图者———外界的质疑和挑战,由此确定地图是否与事实符合。不然,我们就将生活在封闭的系统里———就像是单间牢房,我们“反复呼吸自己释放的恶臭空气”———如同塞尔维亚·普拉斯(美国女诗人)的比喻,沉湎在个人幻想里。修订地图带来的痛苦,使我们更容易选择逃避,不容许别人质疑我们的地图的有效性。我们可能对孩子说:“不许顶嘴,我们是你们的父母,在家里我们说了算。”我们对配偶说:“我们就这样维持现状吧。你说我的不是,我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让你后悔莫及。”我们上了年纪,就会对家人和外人说:“我又老又弱,你为什么还要和我过不去?我这么大年岁,可你居然对我指手画脚!我的晚年活得不开心,那都是你的责任。”我们是老板和上司,就会对雇员说:“据说你有胆量怀疑我,还要向我挑战。你最好想清楚,最好别让我知道,不然就赶快卷铺盖走人吧!”

故步自封,逃避挑战,可说是人性的基本特征之一。不管现实如何变化,我们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逃避挑战是人类的本能,但不意味着它是恰当的态度,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做出改变。可想而知,我们不小心把大便弄到裤子上、我们一连许多天都不刷牙,想必也是自然的现象或行为,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我们必须超越自然。和原始人相比,现代人已经发生诸多的变化,这说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与生俱来的本性,发展第二天性。人之为人,或许就在于我们可以超越本性,乃至改变本性,尝试去做不合本性的事情吧?

接受心理治疗,大概是一种最违反人类本性、却也最具人性的行为。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但要释放自己,接受他人最尖锐的挑战,还要为别人的审视和治疗花费金钱。接受心理治疗需要勇气,不少人逃避心理治疗,不是缺乏金钱,而是缺乏勇气。不少心理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哪怕他们更需要接受治疗,也从未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和念头。有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在别人的印象里属于意志薄弱者,甚至为别人所诟病和讥讽,事实上,他们远比旁观者勇敢,因为他们敢于接受治疗。哪怕是在治疗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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