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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怎么说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喜欢钓鱼。”
“听你的意思,”我指出他的问题,“在冲绳岛这里,除了喝酒以外,其实还是有其他事情可做的,但是确切地说,惟有喝酒,才是你最喜欢的事。”
“我想你说的没错。”
“可是,你总是饮酒过量,以至于违犯军纪,给你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对不对?”
“有什么办法呢?驻扎在这个该死的小岛,人人整天只有靠喝酒打发时间,这难道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我同他交谈了很久,但这位军官总是固执己见,不愿承认酗酒是他的个人问题。他也不肯接受我的建议:只要凭借毅力和决心,再加上别人的帮助,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我只好无奈地通知他的上司:他根本不肯接受帮助,他的固执让我无能为力。就这样,那个军官继续酗酒,最终被开除军职。
在冲绳岛,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妻子,她用剃须刀片割开了手腕,被送到抢救室急救。后来,我在病房里见到她,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是想自杀了。”
“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无聊和乏味,我一刻也忍受不了。你们必须把我送回国内,要是还得呆在这里,我还是会自杀的。”
“住在冲绳岛,为什么让你感觉那么痛苦呢?”
她抽泣着说:“我在这里什么朋友也没有,我一直都很孤独。”
“这确实很糟糕。可是,你为什么不去交朋友呢?”
“因为我住在冲绳岛该死的居民区,那里没人说英语。”
“那你为何不驾车去美军家属区,或者去参加军人妻子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呢?”
“因为我丈夫白天得开着车上班。”
“既然你白天孤独和无聊,为什么不开车送你丈夫上班呢?”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
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不是有神经官能症,就是患有人格失调。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其表现症状却恰恰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患有人格失调的人却不愿承担责任。与外界发生冲突和矛盾,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人格失调症患者却把错误归咎于旁人。前面那位酗酒的军官,认为责任在冲绳岛,不在他自己;而那个军人妻子觉得,面对孤独她无能为力。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她说:“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希望结识到新朋友,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咎由自取的结果。治疗发现,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她的智商更高,进取心更强。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就这样,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把“我本来可以”、“我或许应该”、“我不应该”挂在嘴边。不管做任何事,他们都觉得能力不及他人,他们缺少勇气和个性。人格失调症患者则强调“我不能”、“我不可能”、“我做不到”,他们缺少自主判断及承担责任的能力。治疗神经官能症,比治疗人格失调症容易得多,因为前者坚持问题应由自己负责,而非别人和社会所致。治愈人格失调症患者则较为困难,他们顽固地认为问题和自己无关,他人和外界才是罪魁祸首。不少人兼有神经官能症和人格失调症,统称为“人格神经官能症”。在某些问题上,他们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内心充满内疚感;而在别的问题上,他们却一推了之。治疗人格神经官能症,不见得如想象的那样困难,首先治愈其神经官能症,就能让患者对治疗树立信心,进而接受医生的建议,纠正不愿承担责任的心理,消除人格失调的根源。
几乎人人都患有程度不同的神经官能症或人格失调症,因此,只要及时求诊,对于心理健康大有好处。人生一世,正确评估自己的角色,判定该为何人、何事负责,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无法逃避的问题。评估责任归属,必然让我们感觉痛苦,从而产生回避倾向。从内心出发,做出权衡,当事人须自我反省,其中的痛苦和折磨,令不少人望而却步。好逸恶劳显然是人类的天性。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孩子都患有人格失调,都会本能地逃避责罚。兄弟姐妹打架,大人追究起来,他们会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不少孩子也都患有某种神经官能症。他们理解力有限,就会把承受的苦楚看成是罪有应得。缺少关心的孩子自惭形秽,认为自己不够可爱,缺点大于优点,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这是根源于父母缺乏爱和照顾。他们无法得到异性的青睐,或在运动方面差强人意,也都一概怀疑自己有严重的能力缺陷。他们难以意识到,即便发育迟缓、智力平平,他们仍是正常的人。人人都需要多年经验,让心智不断成熟,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定自己和他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随时可以提供帮助。但如果父母却逃避责任,甚至提醒孩子:问题是他们咎由自取,而不是做父母的责任。那就难以满足孩子的需要。当然,把握教育的时机也不容易,这是长久而艰辛的工作,父母需要保持敏感,了解孩子的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哪怕是承受痛苦,父母也需要付出更多的爱,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除了缺乏敏感或者忽视教育,许多父母还有别的缺点。程度轻微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倒是能履行家长职责,除非他们工作压力过大,以致无力履行为人父母的本分;人格失调者则多是不称职的父母,本人却不知不觉。心理学界有一种公认的说法:“神经官能症患者让自己活得痛苦,人格失调者却让别人活得痛苦。”也就是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责任揽给自己,弄得疲惫不堪;人格失调症患者却嫁祸别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子女。他们不履行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需要的爱和关心。孩子的德行或学业出现问题,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检讨,而是归咎于教育制度,要么就抱怨和指责别的孩子,认为是他们“带坏”了自己的孩子。嫁祸于人显然是有意逃避责任。父母常常指责孩子:“你们这些孩子,都快把我逼疯了!”“要不是你们这些捣蛋鬼,我才不会跟你们的爸爸(妈妈)结婚!”“你们的妈妈神经衰弱,都是你们造成的!”“要不是为了抚养和照顾你们,我原本可以顺利读完大学,干一番真正的大事业。”他们为孩子日后逃避责任提供了榜样,还给孩子这样的信息:“我的婚姻很不幸、我的心理不健康、我的人生潦倒不堪,完全是你们的责任。”孩子无法理解这种指责多么不合理,就将责任归咎于自己,由此成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因此,父母有人格失调症状,孩子自身也会出现人格失调症或神经官能症,长辈的问题影响下一代成长,这种情形司空见惯,遗患无穷。
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逃避自由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他的关心和体谅,让我很是感激。我的心情放松下来,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