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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宣称，“平生无他长，惟不以毁誉为用舍。其所拔识，或出于杯酒谈笑，或望其丰神意态，或平生未识一面，徒觉其行事而得之。皆虚心独鉴，匪得人言”。甚至有这种情况：“已跻通显，而其人终身不知者。”③张居正主张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关于官员的出身，神宗和张居正就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贪贿事有过一番对话。神宗问：“昨览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如籍如此？”张居正回答：“正恃进士出身，故敢放肆。若举人岁贡，必有所畏忌。以后用人，当视其功能，不必问其资格。”④他建议恢复三途并用，且加以实施。山东莱芜知县赵蛟、费县知县杨某，都是吏员出身，“干局开敏，能肩繁钜”。非经科举的官员，是士人看不起的。但杨某“终其任，无一青衿敢哗者”。还有司狱黄清，张居正用为淮安府同知，以筑高宝诸河内堤，“甫岁余，成功者已半”，加两淮运司同知，以竣其役，“又匝岁功且报完”①。张居正出身甲科，起家翰林，能恰当地评价和任用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是他优于其他执政者的地方。
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能不计虚名，量才为用。如张学颜，任山西参议时，为总督江东所劾，后事得白。高拱曾称赞他“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张居正以其“精心计，深倚任之”，万历六年（1578）用为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会计，实施清丈，颇有成绩。②如潘季驯，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两次总理河道，礼科右给事中雒遵勘查工程，说他“驱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腾率报功”③，因而被罢官。万历初年以来，黄河、淮河不断泛滥，淮、扬间多有水患。张居正深以为忧，终于在万历六年再次起用潘季驯总理河道。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④，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又如殷正茂和凌云翼。殷正茂性贪，岁受下属贿金以万计，高拱曾对他有一番评价：“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⑤凌云翼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议。张居正看中他们的干济之才和事可立办的效率，把两广军事先后委托给两人。
张学颜、殷正茂等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没有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认为，或议论“某为新郑之党，不宜留之”，或议论“某为新郑所进，不② 《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③ 《张太岳文集》卷三二《与藩旧贺澹庵言得士》。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癸酉。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异途任用》。
② 《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③ 《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辛亥。
④ 《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⑤ 《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宜用之”，实在是没有意义的①。“一切付之于大公”，这也可以算作一个证明。
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他们在边防上多有建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不应当是孤立的原则，还应当有制度上的保证。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提出和推行考成法，就是制度上的保证。考成法规定了办事的时效，建立了监督的网络。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并建立了层层监督网络，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②把办事拖拉的官僚系统纳入讲求时效的轨道谈何容易，张居正抓住这一点，加以整顿，说明他对官僚政治的弊端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数年之后，科道官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③这当不是虚妄之言。
再者，抚按负责一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内阁控制部院，自明中叶以后不断加强，但明确提出内阁通过六科控制、监督部院，这还是第一次。
作为考成法的辅助手段，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张居正命造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将两京及内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均列于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设于文华殿后神宗讲读进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次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①这项措施有两层意义。一是使用人权宜最终集中于皇帝，二是让皇帝有所凭依，正确地行使用人权宜。
行考成法，会造成另一些弊病。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他说：“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惯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并追。”②但总的说来，由于推行考成法，使“政体为肃”，是史家所承认的。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② 《张太岳文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③ 《明神宗实录》卷十一，万历六年正月乙巳。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万历二年十二月壬子。
② 《张太岳文集》卷四○《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第五节边事安排张居正一直关注北边形势，按他的说法：“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③他虽然说过，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都不足患，但对此三者，却无不予以注意，无不下力解决。
先说足边足食。张居正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要减兵，而是要足边。他说：“天生五财，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足兵，而务为去兵，则唐之季世是矣。”但足兵不应当是盲目的，“足食乃足兵之本”①。张居正在给顺天巡抚的一封信中反对盲目增兵：“贵镇清查虚饷万有余人，数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国计者，方且啧啧称羡，乃闻近日又欲募卒补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额之外，方患无以给之，赖此补数，似不必更招浮淫以滋冗滥也。”②足食当然不能只靠清查虚饷，关键还在于恢复屯政。兴屯政则食足，食足则兵足，这是张居正解决足边足食的策略思想。“如欲足边，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切勿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他还认为，这些话“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③。
再说选择边臣。万历五年（1577），调顺天巡抚王一鹗至宣府，以原应天巡抚陈道基抚顺天。张居正认为：“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④一人之调之用，都要躬亲，都要三思，可见其对边务的关注。
在西边，先后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时以及出于高拱门下的吴兑为总督。王崇古首先提出封贡，得到高拱、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更大。“昨年虏孙之降，举朝骇惧，以为不可纳。仆曰：纳之而索吾叛人，可尽得也。”①如果高拱主议，在他罢官后，张居正应不会大加渲染。方逢时当时任大同巡抚，吴兑任宣府巡抚，以两人总制一方，是因为他们都曾参与了封贡事，且能坚持封贡的方针。一段时间里，宣、大一线得以安宁。
万历七年（1579），俺答西攻瓦剌，被击败。②此行的作用是进一步沟通乌斯藏与内地的联系。乌斯藏僧锁南坚错称活佛，在俺答劝说下，致书张居正，表达了通贡的愿望。俺答也接受活佛作善戒杀的教导，准备东还。张居正发现，俺答与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自此③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②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与蓟镇杨巡抚》。
③ 《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④ 《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① 《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两广殷石汀论平古田事》。
②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
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③。在他主持下，许西僧通贡之请。自此，西方只知奉此僧，而内地也开始知道有活佛。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蓟、辽一线，有两员著名的大将，一是张居正极为器重、着力庇护的名将戚继光，另一是镇辽二十二年的总兵官李成梁。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因军功由参将升至总兵。万历七年（1579），朝廷议加李成梁爵位，张居正说：“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大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加以显秩，良不为过。况系流爵，非世袭者，因以鼓将士敌忾之气，作人臣任事之患，亦振兴边事之一机也。”①李成梁被封宁远伯。他感激张居正，派人送以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