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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相貌瑰奇,为人豪爽有才略,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首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①李春芳虽早入阁,但对徐阶向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吏”。郭朴与高拱同时新入阁,且都由徐阶荐举,似应对阶更为谦卑。拱却言直如此,徐阶“拂然不乐”。高拱与郭朴又同为河南乡曲,“两人相与欢甚”,徐阶知后也不悦,因此芥蒂渐结。未几,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焦虑万分,遂将家移至西华门附近,直庐时常偷偷回家与妻妾团圆。一次听说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庐内的书籍、器物等尽行取出。胡应嘉因此奏劾:“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②,“皇上违和,正臣子吁天请代之时,而拱乃为归计,此何心也”③。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深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又是徐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指使,增添了对徐阶的不满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与自己的门生、刚充当裕王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遗诏,却不与同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却对遗诏浑然不知,因而与徐阶构怨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以硕德元老仍居首辅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能平,在论登极、赏军事、去留大臣是否请上裁决等问题上,数与徐阶抗争,矛盾日趋表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路认为出于高拱指,于是群起交章攻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应。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无谴责言官,高拱越发生气,一次公开在阁中与徐阶舌战。高拱攻击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诘问之势汹汹。徐阶徐徐辩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背叛先帝,以遗诏让先帝自责是为先帝收人心。。。至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他反问高拱:“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以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顿时“颊赤语塞”①,打了个败仗。但高拱并不甘心,他以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当时徐阶正因遗诏复起世宗时被谪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拥戴,权势灼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集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另外极论齐康、高拱罪状,甚至群集阙下,吐唾辱骂齐康、高拱。三月之内论劾高拱的奏疏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连疏十二,称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疾,遣行人护送。齐康则坐黜外调,郭朴不久也乞归回里。
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② 《明史》卷二一五《胡应嘉传》。
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①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①“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②。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③,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④,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①。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②。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③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④。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① 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②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③ 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④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①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② 高拱:《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
③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五。
④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①。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
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①。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②。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③,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