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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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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铨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发生了根本变化。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荐,召入为吏部尚书。”③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却是一名有影响的资深太监怀恩。怀恩在宪宗朝掌司礼监,当时汪直掌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怀恩地位在他们之前,性格忠鲠无所挠,宦官们对其敬惮有加。为保护直言官员,他不惜与宪宗争执。他素闻王恕的直言,经常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④宪宗晚年,因万贵妃谗言,曾想改立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居凤阳。太子即位后,将其召回宫中,仍掌司礼监,于是力劝起用王恕,斥逐大学士万安。
  ①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②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③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④ 《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万安其人无他能,结交万贵妃兄弟,冒认同宗,进奸僧继晓惑帝以固宠,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孝宗为太子时便知其恶名,但他毕竟位居内阁,不比李孜省之类冒进的杂流,对于他的处理,孝宗要慎重得多。万安的斥罢起因于一件丑闻。十一月间,孝宗在宫中得到一个箱箧,里面居然全部是关于性生活的所谓房中秘术,而且都署具“臣安进”。怀恩奉旨前往内阁责问,万安惭愧汗颜,无以答对。于是科道官文章弹劾,遂罢其职。
  王恕的进用与万安的斥罢,成为弘治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比较起斥逐佞幸、权阉及传奉官等叨恩之徒,显得更加关键,从而开始了一个群小斥逐、正人汇进的局面。这也是弘治“中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史家们一再宏誉的所谓“弘治君臣”。当然,谁也不会忘记怀恩在其中的作用,“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①① 《明史》卷三○四《怀恩传》。
  第二节从宫廷到朝廷《明史》记述成化中的内阁时说:“时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②党同伐异的政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明廷上层的政争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政治状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成化朝是一关键,成化间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这其中相比之下刘珝还算稍好一些,但于成化十八年(1482)为万安讦谄致仕,彭华、尹直相继入阁,成为万安、刘吉一党天下。成化七年(1471)有星象之变,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称此由于君臣相隔,应经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也上书力请,司礼监乃约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对。可是待到朝见之时,彭时刚刚言过一事,万安便顿首高呼“万岁”,彭时、商辂不得已,只好叩头而退。事后太监们嘲笑大臣道:“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宪宗从此也不再召见大臣。①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朝中更无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朝无正人,司礼监怀恩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时,万安草登极诏书,内有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之类言辞,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御史诣内阁质问,万安称:“此里面意也。”②里面者,自非孝宗,而宪宗已卒,无非即当权之宦官外威者也。其实万安的弄权是很有限的,他无非是控制内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则依从于掌权太监和外戚。他讨好皇帝的做法也不过是进献一些房中术的小册子。他是个官瘾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怀恩当面向他宣读诸臣弹劾他的奏章,他数跪起求哀,仍无去官的表示,最终还是得要怀恩动手。怀恩对这位万阁老是厌恶已极的了,他上前摘掉万安的牙牌,并说道:“可出矣!”①七十多岁的阁老这才惶遽归第,表示愿归乡里,但一路上还在望着三台星,希望能得复用。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1470)七月,他出生在安乐堂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②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②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① 《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皇帝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有时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经历的坎坷而明显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亲还显得成熟些。乃父虽然也曾因英宗与景帝兄弟在继位上的冲突而遭废立,但是却因为自幼依偎于一位年长于自己十八九岁的妃嫔万氏身边,成为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人们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为什么要去宠爱一个从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妃子,而且终生不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的话,这应该是成化帝从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态化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定态的则是万贵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并且一人占据了他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亲与妻子。这成为明朝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孝宗的后宫生活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同张皇后有性关系,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张皇后,而很可能是宫女郑金莲。只是这些宫人并未因皇帝的临幸与生儿育女而获得妃嫔的封号。孝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诚然如此,对于生活细节的重视,往往便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体现。孝宗即位当年秋季,曾欲建棕棚于万岁山,以备登临眺望。一个名叫虎臣的国子监监生上疏劝谏。国子监祭酒费訚恐怕招致圣怒牵连于己,将虎臣锁系于国子监树下,等候发落。不久,有锦衣卫官校将虎臣带到左顺门,皇帝传旨慰谕道:“若言是,棕棚已毁矣。”①费訚大感惭愧,虎臣则因此名闻都下。费訚并非趋炎附势的佞臣,为官政声不错,议论宏伟,耻言人过,朝臣多以公辅期之,但他的耻言人过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响,与弘治初政颇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确有入阁为辅臣之希望,然而于弘治中,则必然无成。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孝宗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约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这可能与他幼年生活坎坷有关,但是他在历史上颇得“勤政”之声。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①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① 《明史》卷一六四《高瑶传附虎臣传》。
  ①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大约从弘治八年(1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首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①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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