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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下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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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句。朱元璋用重典治国。据《明史》记载:“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而明初的律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①。解缙批评“用刑太繁”的时候,也正是朱元璋整齐律令的时候,言辞虽激,却正是朱元璋已经着手解决的问题。
  ①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① 《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然后谈到读书,解缙劝朱元璋不要去读《说苑》、《韵府》之类“杂书”,并由此提出纂辑修书的主张,核心还是尊儒礼贤,不辱士大夫的身份,从而对士不为君用之法提出批评。当时朱元璋对臣下不能谏诤极为不满,解缙指出,这还是由于严法峻刑所致,从而提出了政治上放宽些的要求。
  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还谈到了赋役不均,官吏失道等等问题: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而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进退奔趋,肌肤不保,甚非所以长孝行、励节义也。
  积弊都在内外有司,而且势将影响到社会风气。这恰恰又是朱元璋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这篇万言书于当日写完上呈。急于陈献,所陈略无次序,亦不暇组织成文,故是一篇较为杂乱的奏书,但也同时充分反映出了解缙的才气。这次上书是颇为成功的,“书奏,帝称其才”。朱元璋表示满意了。
  此后不久,解缙又写了《太平十策》。这一次他在文字上颇费斟酌,内容有条理而清楚:一曰参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县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兴礼乐;五曰审辅导之官;六曰新学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税敛;九曰务农;十曰讲武。可惜这篇经过刻意雕琢的上书,效果远远不及那篇“封事”,因为其中除去大讲“广封藩”外,内容基本同于“封事”。而他在“十策”中所谈“广封藩”的内容同洪武九年(1376)时叶伯巨所上“万言书”中指责天下可患者的“封藩太侈”相比,又是那么平庸而低劣。
  很明显,解缙的才华并不表现在政务上。在解缙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明初士大夫放荡不羁的个性。在他作为中书庶吉士的肄业期间,人们便已几乎一致地将他看成一个狂妄的书生,他的浪漫,则已招致包括朱元璋在内的统治集团的不满。
  史书中列举了这样几件事:洪武二十三年(1390),“解缙尝入兵部索皂隶,语嫚。尚书沈溍以闻。帝曰:‘缙以冗散自恣耶?’命改为御史。”尽管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①。从事后的处理看来,朱元璋对他还抱有希望,想用御史这样一个耳目风纪之臣的职任去约束他。朱元璋希望将这位才子塑造成一个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官吏。
  这一事件中的沈溍是乙丑科(洪武十八年)登第,仅比解缙早一科,二十二年便任兵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同年复兵部,年内又被免职。解缙对这个资历相近的官员显然是不够尊重的。
  尽管庶吉士的生活结束了,改任御史后的解缙却并未能改变疏狂的文人之习。次年又发生了他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之事。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辩词,疏中指出像李善长这样位列勋臣第一的人,是毫无理由再去依傍胡惟庸的,因为他冒杀身之祸得到的也不会超过今日。又指出“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天下闻之,① 黄云眉:《明史考证》四,第1244 页。
  四方解体,人心危疑。并且说李善长虽已被杀,仍须上此疏以儆戒将来。①这的确是一份大胆而又有理有据的奏疏。在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时,居然有人敢于提出这样直率的批评,而且使朱元璋无法怪罪,大概只有解缙这个年轻疏狂的才子能够做到。
  不久,朱元璋便得知这奏疏是解缙代为起草的。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詹徽是个勤政而刻薄的官吏。李善长之死,他起了一定作用。当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请求朱元璋置解缙于法。朱元璋虽然对解缙感到不满,但他还不想加之于罪。也许是他不愿在这时候去承担不惜人才的名声,事情竟然不了了之。解缙也丝毫没有接受教训,随后又发生了他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山西万全人,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进士,他刚刚以左都御史同理都察院事,便遭到了属官的弹劾。因此恨透了解缙,解缙的御史也难以干下去了。
  到处代人草疏,惹事生非,一个嫉恶如仇的青年官员,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在官场中是无法立足的。恰好此时解开以近臣父入觐,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像解缙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让他再回家进学十年,究竟学些什么呢?显然不是去学诗书儒学,而是去学为人处世的本领。朱元璋的做法究竟是出于对这位才子的爱护还是不满,已经很难说清楚。总之解缙从此离开了涉足未及一年的都察院御史之职,回家乡吉水读书去了。
  仕途坎坷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起,解缙奉旨归读,前后达八年之久。不让他在政务中磨炼,却让他归乡闭门读书,用这种类似于冠带闲住的方式“以待大用”,实在令人费解。
  这八年当中,解缙曾受命改修《元史》中的舛误,又撰定《宋书》,删定《礼经》凡例,此外便终日在家中读书撰著,倒也过得自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逝。
  解缙得知后,顾不得母丧未葬,辞别了九十高龄的父亲,赶往京师(南京)。他这样匆匆而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谁也说不清,是奔丧还是求官,或是二者兼有?朱元璋应许的十年后“大用”的口谕随着他的去世已变得十分渺茫。结果是令人惊异的,人们竟然还牢记着朱元璋八年前的话,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解缙未满十年不得入京,却不是十年后的“大用”。
  于是有司弹劾解缙违背诏旨,又有母丧未葬,父亲九十高龄不当舍之而行,总之解缙这次入京不仅不是忠君之举,而且是违背皇帝生前嘱咐的大错特错,他甚至因此受到类似充军的处罚,被谪贬到地处陕西临洮的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为吏。①在以宽仁和尊崇文士而著称的建文之政下,解缙这位才学之士却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如果不是当政者有意压制打击的话,恐怕再难找到别的解释了。
  ① 解缙:《解文毅公集》卷一《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
  ① 《明史》等书均作“河州卫”,但据《明史》卷九○《兵志二》所记,洪武、永乐中仅于河州设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后始改置河州卫。
  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背井离乡前往西北荒瘠之地去充当吏员,其景况之狼狈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提什么“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了。
  凉秋登途,孤身西行,更使解缙感到凄怆。他知道自己这是为声名所累,他写诗吟道:“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旅影西行万里遥,黄叶飘萧更无数。”②十月,到达西安时,结识了东南还乡的邹生,对解缙讲了不少关于六盘山、临洮的山川冰雪。解缙举酒浇愁强自宽颜,心中却惦念着家中老父。“我心尤切念庭闱,九十严亲双鬓垂;倚门斜日望子归,临风托寄平安字。”③解缙祖籍平阳(今山西临汾),后徙雁门,后来因有人于唐朝时到吉州为官,才成为吉水人。这次西北之行倒使他有机会领略祖籍的山川风貌了。自幼生长在南方的解缙,有些禁不住北方的寒暑,然而更使他不堪忍受的是与吏卒们同伍,听从军卫官吏驱使。这一年的除夕,他是在寂寞孤凄中度过的。正月十五,河州到处挂起红灯,爆竹喧天,耍狮歌舞,彻夜不息。解缙却独坐沉思,想到自己的家世:“我家不与世俗同,弟兄伯叔联簪组;满堂宾客皆雄奇,新吟健笔争蠭午。”又想到自己幼时的生活:“我时七步诗即成,诸生学士观如堵。”还想到自己少年登第志得意满的日子:“布衣十五步蟾宫,年年看灯天九重。”如今却在河州这北国荒镇观灯,父亲也一定彻夜不眠,在灯下思念着远在边陲的儿子。①解缙不久便病倒了,想起自己满腹经纶,却落得这般下场,又因思念家人父老,经常独自垂泪。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放下文人孤傲之气。解缙终于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
  缙率易狂愚,无所避忌,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哈术来归之时,钦承顾问,谓宜待之有礼,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稍忤机权,其徒必二。此类非一,后皆亿中,封事留中。又尝为王国用草谏书,言韩国公事,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为文劾袁泰,泰衔恨至深,见尝切齿。但以不为屈膝之故,竟致排诬。累迹深文之语,皆非律令所该。伏蒙圣恩,数对便殿,申之以慰谕,重之以镪锡,许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序,洊将八载,宾天之讣忽闻,痛切之诚欲绝。向非先帝之明,缙亦无有今日,是以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瞻山陵,陨泪九土。何图诖误,蒙恩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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