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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由于开封城坚固难攻，义军撤围，转而南下进击左良玉部于郾城。左良玉部溃败而逃。落魄丧胆的左良玉、杨文岳、丁启睿部分别逃往襄阳、汝宁和陈州等处。三月，李自成与罗汝才合兵，再次兵围开封。明廷得知开封危急，慌忙从各地调拨兵马驰援。同时，又起用孙传庭为总督，命原尚书侯恂为督师。五月中，左良玉、杨文岳和丁启睿等部，号称四十五万大军，会师于朱仙镇东之水波集，企图从南向北解开封之围。李自成吸取前两次围攻开封的经验，结合官军外援兵力的情况，采取了围城② 《绥寇纪略》卷八。
③ 《豫变纪略》卷四。
打援的战略，以少量兵力围困开封，作出佯攻的态势，而将大部分兵力南下朱仙镇，以待来援之敌。
五月下旬，朱仙镇会战双方激战五日。在炮声轰隆中，杨文岳部仍在驱兵顽抗，而左良玉的十万大军却在义军的重点攻击下全线崩溃，残部朝襄阳方向逃窜。李自成为了截击溃逃之敌，早已在敌后方必经之处，派兵挖掘深广各八尺的壕沟长堑。左良玉在前有沟堑拦截，后有追兵赶杀的困境中，再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到了第七日拂晓，杨文岳闻风丧胆，仓皇逃往归德。丁启睿知各军溃逃，也慌忙经许州，南逃光山、固始，连印信敕书也丢失了。农民军在这一会战中，先后歼敌十余万，缴获战马两万余匹和大批的军用物资。这一战基本摧毁了官军在河南东部的军事力量，迫使官军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也没有力量向农民军进攻了。后来代替了启睿做督师的侯恂，就公开沮丧地说，这几次战役的惨败，使天下“强兵劲旅”皆为李自成所有。农民军精锐异常，“过无坚城”，“官军但尾其后，问所向而已。”①在朱仙镇大战取得胜利之后，义军主力再回开封。并沿黄河一线设兵把守，以阻止官军由河北来的增援。六月，崇祯帝命侯恂代丁启睿为督师，令其解救开封。但官军将卒已成惊弓之鸟，他们不是按兵不动，就是畏缩不前，有的还中途哗变。侯恂除了家丁亲兵数千人外，再无一兵一将可用，只好留在黄河以北的陈桥、柳园一带，不敢过河。七月间，朝廷又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带兵五千增援，官军依河向南推进，遭到防守义军的阻击。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官军溃败，大都溺水而死。驻在河北岸的官军，竟坐视不救，依然“凭河防渡，剽掠村坊而已”②。对此，崇祯帝只好把希望寄于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了，命他竭其全力东援河南，以图保住开封。
九月，先有马守应（号老回回）、贺一龙（号革里眼）、贺锦（号左金王）、刘希尧（号争世王）、蔺养成（号乱世王）等皆归附李自成，“时号革左五营”。是时，孙传庭调集陕西边军和各“土砦之渠”（即地主武装），分两路进援中原。一路出武关，准备经南阳北趋宝丰；一路由潼关沿太行东出禹州。李自成侦得确讯后，亲自急领精骑数万迎击。孙传庭以牛成虎为前锋，以高杰殿后。十日，在郏县城东，两军相遇，官军佯装败退，义军在追击中，不意中了高杰的埋伏，战斗失利，被迫向冢头镇转移。高杰部尾追，掩杀而至。李自成遂将计就计，采取“以利诱之，以乱取之”的战术，利用官军贪婪的弱点，沿路抛下大量军需财物。官军兵士抢取在怀，“胸腹率臃肿彭亨，不可俯仰”；或驮于马上，“马鞍如驼峰，亦不能驰骋”①。因此“失伍离次，不复为战备”。于是农民军乘其混乱之际，回戈反击。罗汝才又率军出敌之后，两面夹击，大败官军，俘斩将官八十人，兵士万余。这一仗把孙传庭打得焦头烂额，狼狈逃至登封，收拾残兵缩回关中，义军获得全胜。闰十一月中旬，李自成率军进抵汝宁城外五里地方。官军以保定兵屯于城西，四川兵驻于城东，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义军拔除了外围据点，兵临城下。立即发起总攻，一举攻下汝宁城，击毙总兵虎大威，活捉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崇王朱由樻、河阳王朱由材等人。义军从此打开了南下的大门，扫清了① 《怀陵流寇始终录》。
② 《豫变纪略》卷五。
① 《豫变纪略》卷六。
前进的道路。
同年十二月，李自成在河南大获全胜后，随即挥军南下，进抵樊城，左良玉部一战即溃，拔营南逃。襄樊地区是左良玉的驻守地，朱仙镇一战左良玉被义军打败，逃回襄阳后即大肆招兵买马，拥兵二十万。朝廷只发给他二万五千人的军饷，兵士全靠四出抢掠。当地人民对其恨之入骨，听说李自成义军到来，百姓即杀牛羊，备酒浆，热烈欢迎，并主动为义军做向导，带义军绕过官军埋设的地雷暗弩区。十万大军于初三日进至白马滩，在火器的掩护下，抢渡汉江，进抵襄阳城下，守军仓皇弃城逃走。义军连克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地，尔后挥师向南，攻占夷陵（宜昌）和荆门（江陵），直抵荆州。在荆州，李自成下令处死了湘阴王朱俨■。这年底，义军进至承天府（今湖北钟祥），攻下明世宗父陵（显陵），焚毁其享殿，杀巡抚宋一鹤。义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官军非溃即降。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义军占领了南至澧州、常德，东到麻城、黄州，西达光化、均州的广大地区。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建立了农民政权，将襄阳改名襄京，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以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其权位仅次于李自成。在大元帅之下设立军事和行政机构，并任命了各级官员。改变了过去“陷城克邑多不守”的局面。
三月，李自成被推举为“新顺王”。设官建制，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机构。中央又分文职和武职，文职设有太师、上相国、左辅、右弼等官，建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委任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地方设有府、州、县三级。府设尹，州为牧，县设令。在河南、湖广等地的六个府、十八个州、六十七个县，委任了地方官吏。另外，在一些重要的城镇，设立防御使一职；在形势冲要之地，设立卫，派兵驻守。
在军事上，随着形势的发展，兵员的增多，农民军设立标、前、后、左、右五营。其中标营领兵百队，其他四营各领三十队。步兵每队百人，骑兵每队五十人。中央最高的武职是领兵将官权将军，由田见秀、刘宗敏二将担任。各营的首领称制将军，分别由李岩、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充任。①此外，还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九个品级。
作战的主力称为“精兵”，各有一定的人员负责“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①等后勤。随军家属编为老营，小年编为孩儿军进行军事训练。军中有严明的纪律，队伍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其他妇女，骑兵不准践踏百姓的禾苗。规定营兵不得多带辎重，不许私藏金银财物。在行军中，以旗■为前，军卒在后，秩序井然。部队在行进和驻扎时，必有探马和哨兵，在百里内往来巡逻和侦察，并在数十里外点放烟火，以迷惑敌人。扎营之后，稍事休整，就进行骑射训练。李自成制定的作战方法，有“三堵墙”、“打倒翻”等战术②。队伍临阵时，三万骑兵列为三道防线，后面是三万步兵，前后配合，轮番而战，称为“三堵墙”。三万步兵伏后，骑兵诱敌退走，步兵夹击，共歼敌人，叫做“打倒翻”。两种战术交相使用，是一种步骑协同作战的战术。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规定全部上交，用来装备军队和共同支用。有关义军的军机大事，李自成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听取下属的各种意见，① 《明史》本传载，制将军有贺锦。
① 见《平寇志》卷六。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后鉴录·李自成》。
然后择善而从之。
在义军内部，李自成和他的部属保持着朴素的平等关系，史称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③。在义军控制的地区里，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如没收南阳、襄阳一带地主的“庄田”，进行耕种。同时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④；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⑤。由于流动作战，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执行，但这些政策的本质，却同封建皇朝的繁重盘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了彻底推翻明皇朝的统治，义军在襄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商讨北攻京城的路线。左辅牛金星主张攻占河北，直取京师（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先占领金陵（南京），断其粮道，再出兵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策先取关中，他认为，“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六月，李自成采纳顾君恩的建议，率师北进中原，准备夺取关中。
崇祯十六年八月，明廷又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他纠集十万马步大军，再次向农民军发起进攻。孙传庭亲率高杰等部，出潼关进入河南。为了歼灭来犯官军，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待机而歼的战略。他率义军主力由南阳、宝丰一线北上，并令郏县至南阳一线的守备部队，修筑工事，营城固垒。同时，驻守内乡，以阻击商雒的官兵入豫。九月，孙传庭领兵至汝州，义军里的“革左五营”投降了官军，泄露了李自成的部署。官军袭击唐县，残杀义军家属，义军群情激奋。李自成见战局发生变化，立即派出一支骑兵劲旅袭击敌后交通要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