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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此后，他“收集旧部”，① 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
② 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
① 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见《张苍水集》。② 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见《张苍水集》。准备东山再起。郑成功得到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也将自己的部分兵力拨归他统辖，致使义军稍有壮大。张煌言将义军屯驻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需军饷。同时，张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桂王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的同时，又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0），张煌言又率义军移驻宁海县临门村，并加紧训练兵士。然在永历十五年时，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廷议徙海上居民”，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曾写信给郑成功，“移书阻之”。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逢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为由，加以拒绝。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兵”出战，“十三家兵”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要“十三家兵”出征，“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兵”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而未能出战。
清康熙元年（1662），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贰，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
不久，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于是，张煌言只得转战于宁海县临门村一带。还师临门，更使张煌言感慨万千。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义军此时虽多次奋战，然孤悬海上，被迫孤军作战，日渐势单力薄。为此有人提议将义军队伍拉上鸡笼岛驻扎，张煌言认为此议不可行，鸡笼小岛，四面环海，易攻难守，若遭致清军突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康熙二年（1663），南明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①，张煌言得知此消息后，悲痛欲绝，放声痛哭，说：“孤臣多年以来栖栖遑遑奔走于海上，与部属相依为命而不肯离去者，只因我主鲁王您尚健存。现今您竟弃我辈而先故去，自今我辈更有何指望啊？！”次年，张煌言审时度势，眼见反清复明的大业无望，抗清斗争大势已去时，便痛下决心，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加上侍者一人，驾一条小船，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悬澳的荒僻小岛上隐居，悬澳（嶴）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一行人在此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与清军提督张杰并未放弃对张煌言的迫害，他们合谋要抓住他以邀功。为了侦知张煌言的下落与行踪，利用张煌言的一个旧部属，命他化装成普陀山的寺庙僧人，在海上四处打探、侦伺行踪，待侦知确切住所与踪迹后，清军乘夜半天黑之际，登上悬澳岛，并“引兵攀岭上”，进行偷袭，一举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发，① 关于南明鲁王的卒年，说法颇多，记载歧异，皆不取，今依《列传》所载为是。侍者汤冠玉等人擒获。
当张煌言等被清兵押解至杭州时，浙江总督赵廷臣假惺惺地待以上宾之礼诱降，但遭张煌言的严辞拒绝。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1664 年10 月25 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真可惜这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羶！”①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②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还有罗纶等人。
张煌言遇害后，生前的友人山阴人叶振名（字介韬）登上越王岭遥祭忠魂，祭文长达六千五百余字，将张煌言与罗纶二人并称为“张司马二客”。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命录前朝“殉节诸臣”，并加以褒谥和祭祀。于是，清廷对张煌言加谥“忠烈”，且将其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张煌言一生仅活了四十五岁，其诗文著述甚丰，后人收辑整理名《张苍水集》。但此文集在清代一直被列为禁书，故仅有传抄稿本。直至1901 年时，始有国学大师章炳麟将其排印（二卷本），附《北征录》一卷问世。1909 年，又有国学保存会的排印本十二卷，补遗一卷，附录八卷出版。别有《四明丛书》本九卷，附录八卷传世。1959 年，由中华书局对文集的诗文重加整理、校勘后，将《张苍水集》分为四编，包括《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及《北征录》；又，附录一卷，载有年谱、传略、序跋等。
① 张煌言：《绝命诗》，载《采薇吟》，见《张苍水集》第3 编。
② 张煌言：《绝命诗》，载《采薇吟》，见《张苍水集》第3 编。
第五十三章杨嗣昌史可法第一节杨嗣昌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父杨鹤，字修龄，号无山。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十二岁的杨嗣昌中进士，开始了他并不十分顺利的仕途，先授杭州府学教授。不久升迁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后又累进至南京户部郎中。泰昌元年（1620）八月，他在一次奏疏中述说淮北、江浙地区由于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民心思动的状况，忧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①表现了他对明皇朝日见衰败的恐惧心态。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揭竿而起。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等群起响应。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崇祯元年（1628），正病休辞官在家的杨嗣昌被起用为河南副使，并加右参政。崇祯四年（1631），他的父亲杨鹤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因其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被劾革职，下狱问死。这时，已调到山海关“饬兵备”的杨嗣昌，“三疏请代”，父亲“得减死”①，谪戍袁州（今江西宜春）。崇祯五年（1632）夏，杨嗣昌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崇祯七年秋，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本为一介书生，崇祯帝即位后这一系列任命，使他逐渐熟悉了军事。此时，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杨嗣昌处心积虑，几次上疏献计献策，“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
崇祯九年（1636），兵部尚书张凤翼卒。急需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兵部尚书以统筹全局。“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京，崇祯帝立即召见。杨嗣昌从小熟读经书，在病休和父母丧期闲居期间，又“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知识面较为广博。他当过教书先生，“工笔札，有口辨”。经管过国家财政，做过地方大员，亦担任过兵部侍郎，阅历比较丰富。加之他“锐意振刷”，又善揣度人意，因而颇受崇祯帝喜爱。“帝与语，大信爱之。”“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以后，立即着手抓了两件事：其一，面对明廷内外交困的形势，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并在其主管兵部期间努力加以贯彻实施。四月初二日，他上了《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②。疏中将天下大事比作人的身体：“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认为农民起义是腹心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主张军事重点应放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他指出：“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这一“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实际上是对明廷既往的“重外轻内”① 《明季北略》卷一《杨嗣昌奏岁饥》。
①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② 杨嗣昌：《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军事战略作了重大改变。此后，朝廷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以致使农民军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
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杨嗣昌提出了著名的“十面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处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处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截农民军进入自